1918年8月，徐志摩從上海乘南京號輪赴美留學，入美國馬塞諸塞州的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歷史系學習。1919年9月，他畢業(yè)于克拉克大學，獲校一等榮譽獎。同月，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1920年9月，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離美，取道巴黎赴英國。10月，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簡稱LSE）。至于徐志摩何以放棄原本可以繼續(xù)攻讀博士的機會，千里迢迢從美國漂洋過海呢，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橋》一文中，給我們的答案是：“我到英國是為要從魯索（按：羅素）。魯索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定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銜的引誘，買票漂過大西洋，想跟這位20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

對于徐志摩的說法，學者劉洪濤提出質疑：“在20年代，羅素作為哲學家、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的名聲早已經確立。徐志摩無論在克拉克大學還是在哥倫比亞大學，都熱衷于選修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勞工問題、歐洲現代歷史等方面的課程，對羅素一定是熟悉而且敬仰的。但徐志摩來歐洲前，與羅素并不相識，也沒有直接聯(lián)系。千里迢迢跨海到英國師從一位沒有事先約定的導師，這是不符合常理。此外，他自己的陳述也露出了破綻。徐志摩寫于1926年的《我所知道的康橋》忽略了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羅素是在1920年夏天接受中國的講學邀請，于當年9月動身前往中國；而與此同時，徐志摩來到英國。因此，徐志摩不可能在美國聽到羅素的噩耗并寫詩悼念。羅素1921年3月在中國染上重病，日本記者誤報死亡，這在當時是一個大新聞，所以徐志摩在英國當然會知道這個消息。徐志摩是在劍橋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的，‘做悼念詩’也符合在劍橋時的情境?！?/p>

其實徐志摩與羅素的實際交往，要等到1921年夏天羅素從中國返回英國之后。從徐志摩于1921年10月18日寫于劍橋王家學院的給羅素第一封信得知，徐志摩是從奧格頓（Charles Kay Ogden）那里拿到羅素的地址并與之通信的。而在第二封信（寫于1921年10月24日）中徐志摩說：“我計劃本星期六到倫敦，擬在下午茶過后5時左右到尊寓。奧格頓先生很可能與我同行?！庇扇f年歷查知，兩人見面的星期六應該是1921年10月29日，而這已是徐志摩到英國的一年后了。由此觀之，追隨羅素之說，甚不可信。

因此，學者劉洪濤引用趙毅衡的說法：“是徐志摩與金岳霖、張奚若在紐約聽到政治學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演講后，大為傾倒，三人聯(lián)袂來到英國師從拉斯基?！眲⒑闈J為“這一說法的可靠之處在于徐志摩這一時期的行蹤與拉斯基有重疊之處。拉斯基1916年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1919年，他因為對波士頓警察罷工持同情態(tài)度，被校方警告，前程受到影響。1920年，他接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講席，離開美國回到英國，這與徐志摩到達英國幾乎是同一時間”。而徐志摩到倫敦就進政經學院隨拉斯基攻讀博士學位，并一口氣注冊了六門課程，只是后來徐志摩結識了林徽因，為了愛情而荒廢了學業(yè)，經常逃課，導致校方找導師拉斯基要人，才有拉斯基給校方的短簡說：“我倒是不時見他的，卻與讀書事無關?！睘榱藢W業(yè)問題，師生間可能鬧得不是很愉快，這可能是后來徐志摩回避了他追隨拉斯基來英學習，而改以追隨羅素的原因吧。

早年就與徐志摩及李濟都熟識的羅家倫在《憶志摩》一文說：“第二年他轉到哥大去，他在哥大的時候，正值英國拉斯基在哥大講學。那時拉斯基很年輕，還不到三十歲，辯才無礙，在政治理論上，頗有新的見解，文采風流，轟動一時。志摩對拉斯基非常羨慕，并且愛聽他的講課。拉斯基結一條綠色的領帶，志摩也去買一根綠領帶。拉斯基上課時，在教室里把一張椅子掉過頭來倒坐，拿手扶著椅子背開講，志摩坐起來亦要把一張椅子掉過頭去坐了談話。有一個好刻薄罵人的同學時常笑他說：‘拉斯基戴綠領帶，他有三本書保護他，你的三本書呢？’但是，有幽默感的志摩并不生氣。”徐志摩離開美國到英國時，羅家倫方抵美國，因此這些場景必是聽聞而來的，但可信度是極高的。

羅家倫在《憶志摩》文中還談及徐志摩為與張幼儀離婚之事，當時他很傷神。“有一天，他在一個中國飯館里同幾位朋友閑談，這幾位朋友都跟他說，你單是吵離婚，而不想法把你太太有所安頓，是離不成的。于是天真的志摩居然認真地問計。他們說：‘最好你為你太太找一個替人。’大家談得隨便的時候，志摩又提出找誰做替人好的問題。于是大家想到志摩的好朋友哲學家金岳霖還沒有結婚，最好讓志摩移交給他。哪知道隔開一堂屏風，金岳霖正在那邊吃飯，于是金岳霖輕輕地把屏風推開，站在他們飯桌前面叫聲：‘嘿！’滿座為之大驚，但是這班有風趣的人，彼此都不在意?！?922年3月，徐志摩與張幼儀在柏林離婚了，金岳霖不但沒有成為“替人”，反而和也在柏林的吳經熊成了徐、張離婚的“證人”。

有趣的是1923年冬，離美赴歐來到德國柏林大學深造的羅家倫，卻闖入了張幼儀離婚后的寡居生活。羅家倫的游學德國，據女兒——歷史學者羅久芳說：“20年代許多中國留學生赴德深造，一則因為德國各大學府有濃厚而自由的學術空氣，二則在戰(zhàn)后馬克大幅貶值的情況下，帶外幣在德國兌換使用格外實惠。當時與傅斯年和羅家倫同在德國的有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員朱家驊，已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趙元任、俞大維，來自歐美各地的陳寅恪、徐志摩、金岳霖、段錫朋、周炳琳，以及直接留德的北大同學毛子水、姚從吾等人。如此人才濟濟，可稱一時之盛。他們多數追求新知識和名師的指導，往往并無意攻讀學位。這種‘旁征側挈，以求先博后?！挠螌W方式，歷時六七年以至十年以上的大有其人?！碑敃r這批人都集中在柏林，羅家倫也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