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美通過聯(lián)合青洪幫進行反清革命，具有重要意義，自此打開長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而陳也因為得到青洪幫這一強大民間力量支持而地位驟增。他和蔡元培、宋教仁等成立了同盟會中部機關(guān)，成果就是促成了武昌起義和上海光復。而陳在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時，經(jīng)常住在應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應家房屋三十余間，成了革命黨人的秘密據(jù)點，于右任等也曾住過。當時陳自己參加了青幫，而應也參加了同盟會。陳當時主要依靠的幫會人物就是李征五和應桂馨師徒。上海光復前，幫會憑借自己獨特的組織網(wǎng)絡和社會關(guān)系，為革命黨人偵探情報，提供保護，甚至捐錢輸財，提供革命黨人的避難所和秘密據(jù)點；上海光復之戰(zhàn)，幫會更是革命黨人的堅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們追隨革命黨人，說服地方，爭取各界，并自告奮勇組織敢死隊，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裝暴動，至少有幾千幫會成員參與戰(zhàn)斗。上海光復后，當時革命陣營中兩大勢力派別，一是光復會，一是陳為首的同盟會。幫會竭力支持以革命黨人陳其美為首的滬軍都督府，甚至可以說陳其美是在幫會頭目武力脅迫與會者這樣一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才當上滬軍都督的。陳其美在幫會勢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奪取了上海地方政權(quán)。袁克文曾說：“辛亥年上海舉義時，我們青、洪兩幫都有貢獻，青幫是李征五，洪幫是徐朗西。”（轉(zhuǎn)引自陳惕敏：《我的老師袁寒云》，載《舊上海的幫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應跟隨陳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賣力，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光復上海之戰(zhàn)中，他親自率敢死隊，攻打江南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復后，陳其美任滬軍都督，非常重用青洪幫的哥們，李征五被授少將，另一個青幫大佬劉福彪也帶兵受命滬防重任，但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是應桂馨。這不僅使應較早具有幫會與同盟會會員的雙重身份，而且成為上海幫會中與陳其美過往最密的一個。應先被任命為陳身邊的諜報科長，當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到上海，陳派應直接負責接待和保衛(wèi)孫的任務，可見陳其美對他的信任。孫中山由滬赴南京的具體保衛(wèi)工作也是陳其美安排應桂馨擔任的。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特任命應為衛(wèi)隊司令，并令其在上海組建衛(wèi)隊隨同前往南京。

本來應桂馨受到如此重用，甚至取得孫中山的直接信任，革命成功后他個人前途應該很不錯，但他身上江湖氣太重，流氓習氣一時難改。他當上孫的衛(wèi)隊長，負責警衛(wèi)，對來訪孫的親朋故友開始還較客氣，后來人來得多了，他時常看人下菜，有時對客人惡語相向。孫中山對此并未深究，看其不適合這種工作，僅將其改調(diào)臨時政府庶務長，這個職務挺重要，據(jù)應后來自言，下面管十二個科。誰料應并不買賬，無理取鬧要將他從上海帶來的衛(wèi)士帶走，他們顯然是他從上海帶來的幫會伙伴。其中有的衛(wèi)士不愿離開，應竟用武力威脅。事情鬧到這種地步，加上應日常有貪賄行為，在臨時政府即將解散時，孫中山打發(fā)他回了上海。應自己則說，他是在臨時政府工作完了后，才離開的。

宋案后，很多人憑借洪述祖和袁世凱有些私人關(guān)系推斷袁為幕后指使者，殊不知，直接雇傭殺手的應桂馨雖然是幫會身份，確是個貨真價實的革命黨人，而且曾是最受信任的黨人，孫中山的衛(wèi)隊長，南京臨時政府的庶務長。如果僅僅以私人關(guān)系推斷，應桂馨和陳其美甚至孫中山的關(guān)系，可比與袁世凱和趙秉鈞的北京政府關(guān)系要深得多，密切得多。這確實是個疑點，應與革命黨人有多年戰(zhàn)斗情誼，特別與陳其美，關(guān)系密切非同一般，他與革命黨上層人物也多熟悉，難怪宋案發(fā)生后，有人講是革命黨殺革命黨。

顯然，不論應桂馨是否曾參加革命，其主要生活內(nèi)容仍是幫會格調(diào)，他的生活是每日花天酒地，夜夜妓院尋春，煙、賭、毒都沾。他干慣了圖財害命、敲詐勒索、欺行霸市這些勾當，不過由于身份地位的提高，從事更復雜更高一級的犯罪活動。應回到上海后又投身青洪幫事務中，他抓住新老政權(quán)交替時的機會把幫會組織公開化，并希望能成為與他黨抗衡的政治勢力。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的支持下，上海青幫、洪門和公口聯(lián)合建立一個“中華國民共進會”的準政黨組織。也是在陳其美鼎力扶持下，應桂馨戰(zhàn)勝多個比他有名的青幫大佬，當選會長。國民黨控制的《民立報》上刊出中華國民共進會的廣告，宣稱“本會發(fā)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實行聯(lián)合，共議進行，以期交換知識，增進道德，維持國內(nèi)和平，振興各項實業(yè)，聚茲民氣，蔚為國光”。7月12日，共進會發(fā)出布告，號召各省同志諸君，如愿擔任設立支部者，即祈先就所在地點設立通訊處，并祈速派代表來申接洽為幸。隨后共進會在江浙地區(qū)陸續(xù)設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機關(guān)部向幫會密集的金、衢、嚴、處、寧、紹、臺、溫八府每個縣各派出調(diào)查員二十人，廣招會員，準備各設機關(guān)部一所。應桂馨搞了共進會，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種招兵買馬的手段，擴大會眾，實質(zhì)仍是幫會。在共進會成立當月，由于湖北張振武被黎元洪所害，應受雇奔赴武漢，試圖策動倒黎暴動。也有一說，他收取了張振武妻子的報酬，去尋求暗殺黎元洪。但是，應去武漢顯然與他和前革命黨人的密切關(guān)系有聯(lián)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雖然是革命黨人推舉上臺，但他其實是被從床底下硬拉出來參加的，他的底細老革命黨人很清楚，對他并不尊重。而后來隨著革命發(fā)展和勝利，黎的威望猛升，也逐步控制了權(quán)力，他與革命黨人的矛盾加劇。特別是他借刀殺死武昌首義功臣張振武，并在湖北殘殺革命黨人，激進的革命黨人對黎懷有深怨巨仇。他們不甘坐視，紛紛醞釀誓欲將黎推倒。國民黨人何海鳴在上?！睹駲?quán)報》上發(fā)表文章，號召與黎元洪反動政權(quán)作斗爭。在上?；顒拥母锩h人顧斌、顧開文、羅子常、羅子達等到鄂設立秘密機關(guān)，稱“振武會”。他們一方面鼓吹社會，揭露黎鎮(zhèn)壓湖北革命黨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積極與軍隊中黨人聯(lián)絡，希圖乘時暴動。

應桂馨也代表共進會參與其中。革命黨人當時策動駐扎城外南湖之馬隊于10月10日武昌起義周年紀念日起事。事為黎所偵破，黎將顧斌、顧開文、羅子常、羅子達等八人抓捕，并把四人在都督府前斬首示眾。南湖馬隊得悉城內(nèi)機關(guān)被破獲，即有部分官兵起義，結(jié)果被黎的軍隊鎮(zhèn)壓，幾百人被殺。起義失敗，參與反黎的人紛紛逃跑。應桂馨因參與其中，黎元洪得知，下正式通緝令抓捕，應慌忙逃回上海。

此時，袁世凱政府正籌劃解決革命后的幫會問題，江浙青洪幫由于參加革命又成立共進會，演變成社會公開化組織，正是解決幫會問題中最復雜也相當棘手的一環(huán)，特別是又卷入武漢軍隊暴動，這情況引起袁政府的注意，遂派出洪述祖，希望既取締共進會，又能善后處理穩(wěn)妥。洪述祖南下的同時，9月29日政府發(fā)出懲治幫會的《大總統(tǒng)令》，宣稱：“我國國體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會結(jié)社若不事先預防，小之則流毒社會，大之且危及國家，應由各省都督、民政長督飭軍警嚴行查訪。各該地方如有秘密組織，意圖騷亂者，不問是何名稱，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組織，意圖聚眾騷擾甚或有陰謀內(nèi)亂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則刑律均列有專章，盡可隨地逮捕，按法懲辦?！?/p>

政府對共進會采取了一手軟一手硬的方針。對共進會活動最熾烈的江浙地區(qū)，堅決打擊。浙江都督朱瑞下令逮捕一些共進會負責人，9月下旬，朱瑞發(fā)出《解散共進會示》，認定共進會會員“莠多良少，恃眾橫行”，“本都督為大局安危計，為本省秩序計，所有浙江各屬之共進會，決計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唯有遵照大總統(tǒng)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權(quán)”。9月至11月，浙省當局先后拿獲共進會會員五十三人，全部處決。（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載《史林》，2005年第1期）

1912年9月，洪述祖來到上海，找到身負通緝令被追捕的應桂馨。洪在上海也曾是幫會中人，這兩個幫會之人，顯然一見如故，非常投緣，并很快稱兄道弟。洪述祖不愧是老謀深算，他在代表政府處理青洪幫共進會的問題上，對上海的共進會采取收買的軟方式。洪述祖和應桂馨談判非常成功，雙方達成默契，首先洪積極幫助應解除對他的通緝令。黎元洪致電國務總理稱：“據(jù)程都督電，應夔丞情愿效力自贖，并擔任解散共進會及武漢黨徒，請將通緝原案取消。”接著北京政府批準“將應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緝，嗣后該共進會如有不法，唯應夔丞是問”。這無疑是洪述祖對應個人的莫大幫助和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