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詩當(dāng)然引起一時駭異，但論者仍然給它“一家之言”的地位。

此外，如“乍可”、“叵耐”、“蹄子”、“鄒搜”、“弟子孩兒”、“魔合羅”（或作么喝樂）、“哈喇”難道很好懂嗎？它們卻是某時某地流行的白話文哦！末兩詞又分別是印度和蒙古的外來語。

另舉一例：

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zhàn)者乎？

這段文字你以為是文言文嗎？哈，錯了，它是陳獨秀寫的白話文，（至少他自以為是），用以鼓吹白話，原來他說的白竟是這種白法。

五四倡議白話文的諸君中，他們所說的白話其實只是“淺文言”。

當(dāng)時還有位錢玄同（古文字學(xué)者），他極力贊同胡適之的“不用典故”之說（胡氏本人倒不堅持）。有趣的是他1917年2月25日致胡適的附和信中也自打耳光，用了“老嫗?zāi)芙狻薄ⅰ肮嚷德怠?、“不求甚解”、“?yōu)孟衣冠”、“不登大雅”諸典故。典故的厲害便在于你就算反它，卻不知不覺還是用了它。

用文言文來反文言文，用滿紙典故來反典故，五四諸君豈不荒謬到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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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我們這樣說，即：

文學(xué)基本上是追尋通曉條暢的，是追尋與閱讀者相知相感的。果由于作者個人風(fēng)格而令人難解，或由于時代湮久而不易明白，就該有闡述者來解析，使文義還原。

文言文是遺產(chǎn)，遺產(chǎn)不該拒領(lǐng)，它能使白話文富贍奧美，而袪其俗病，大家都該來親炙一下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