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袁世凱得到了清廷和李鴻章的大力褒獎，吳兆有等人十分不滿，便將袁世凱在朝鮮飛揚跋扈的“劣跡”告知了當時回鄉(xiāng)應試的張謇，試圖借張之力來打壓袁世凱。張謇在慶軍幕府多年，一向為人所尊重，在接到吳兆有等人借機挑撥的信件后，他隨后便寫了一封長達千余言的信斥責袁世凱，口氣十分嚴厲。

在信中，張謇故意不叫袁世凱的字“慰亭”而稱之為“袁司馬”（當時袁世凱的官位是五品候補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馬，其中也有暗諷袁世凱篡權之意），說：“別后僅收到你的一封書信，想必是袁司馬勞苦功高，日不暇給也”，意在提醒袁世凱只是一個營務處會辦，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駕在總辦吳兆有之上？接著，張謇又說，你既然是吳兆有的會辦，在覲見朝鮮國王的時候就應當讓吳兆有走在前面；處理朝鮮事務的時候，也應該把吳兆有的職銜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這是憑勢力震懾人、靠權詐來處世嗎？在信的結(jié)尾，張騫更是毫不客氣地說：“此訊不照平日稱而稱司馬，司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復三年前之面目，自當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氣與詞涌，不覺刺刺，聽不聽其司馬自酌之！”

張謇說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譏帶諷，處處直指袁世凱的要害，這已經(jīng)不是出于師生之誼的勸導，而是為吳兆有等人張目了。袁世凱接到信后氣憤難平，好在李鴻章在關鍵時候識人善用，并沒有被吳兆有等人攻訐所誤，因而袁世凱非但沒有受到懲處，反而升任為朝鮮“監(jiān)國大員”，這大概也是張謇所沒有想到的。

由此，張謇和袁世凱便結(jié)下梁子，雙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間，袁世凱青云直步，屢屢升遷，并在庚子年后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調(diào)任為軍機大臣，可謂是風光無限。而張謇在退出慶軍幕府后，在科舉上也還算順利，考中了1894年的狀元（康有為于次年中進士）。但時運不濟的是，張謇剛當上狀元郎不久，他的父親便撒手人寰，按歷朝規(guī)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張謇到北京銷假卻又趕上“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罷官，張謇自知官場險惡，從此絕意仕途，并回到家鄉(xiāng)南通，走上實業(yè)救國之路。直到清末實行預備立憲，張謇才投入到當時的立憲運動中，并成為江蘇立憲派的主要干將。

由于袁世凱在清末新政和立憲中也表現(xiàn)積極，張謇才逐漸化解了與袁世凱之間的這段恩怨，并開始有了共同語言。1904年7月，張謇主動給已經(jīng)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學生袁世凱寫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憲。袁世凱當即回信，表示立憲時機未到，還需要等待時機，雙方算是恢復了交往。

武昌起義后，張謇被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提名為實業(yè)部長，但身為立憲派的張謇對革命黨并不信任，他當時站在袁世凱一邊并認為只有袁世凱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tǒng)后，也盛情邀請張謇出任實業(yè)總長一職，張謇認為當時的局勢不穩(wěn)定，因而推卻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為袁世凱出謀劃策。

直到“二次革命”結(jié)束后，張謇才在熊希齡的內(nèi)閣中擔任農(nóng)商總長，并希望借助袁世凱的力量實現(xiàn)其“實業(yè)救國”的理想。但是，袁世凱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一心要搞實業(yè)的張謇終究難圓其夢，最終被迫辭職。

有意思的是，在袁世凱初投吳長慶軍中的時候，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對張謇執(zhí)弟子之禮，每次寫信也是尊稱張謇為“夫子大人”。但隨著袁世地位的不斷升遷，對張謇的稱謂也日漸不同，開始由尊敬有加到平視之稱“仁兄”，令張謇感到啼笑皆非，心里很不痛快。

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一日為師，終生為師”，張謇隨后便在給袁世凱的回信中調(diào)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則鄙人之稱謂愈小矣”，“謇今昔猶是一人耳，而老師、先生、某翁、某兄之稱，愈變愈奇，不解其故”。

袁世凱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覺得在原來的那些老領導、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舊侶、故友、耆碩”等名分，用來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張謇，當時便是袁世凱親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為徐世昌、趙爾巽、李經(jīng)羲）。

盡管袁皇上給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稱臣、賜朝服肩輿、入朝賜座并許以優(yōu)厚年金（年薪二萬銀元）等待遇，但張謇對此并不領情，隨后他便離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實業(yè)救國”去了。

孔老夫子曾說過：“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學問人未必是君子，但像袁世凱這樣連學問也不肯去做的，大抵是做不成君子的。不過，君子有德有才如張謇者，時運不濟，也未必能成事；而小人無德有才，反倒會順風順水，前途無限。這說來奇怪，其實一點都不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