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出口/國內生產總值并不是衡量出口在一國經濟中重要性的可靠指標。中國并不是出口/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最高的國家。2006年馬來西亞的出口/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接近100％，越南2007年的出口/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超過90％，新加坡甚至達到了201％，中國香港與新加坡類似。顯然，盡管出口/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接近1甚至超過2，但我們很難得出結論認為馬來西亞的出口部門可與整個國民經濟規(guī)模等量齊觀，或者新加坡的出口部門是其國民經濟的兩倍。換句話說，假如馬來西亞停止任何出口，那么其當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不會下降為0；同樣，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不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也不可能由正轉負。因而，出口/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不是衡量一國經濟對出口依賴程度的合適指標。

要評估出口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貢獻，就必須統(tǒng)一核算口徑。當用一個比例表示貢獻度時，分子通常是分母的一個組成部分。由于度量口徑不一致，出口中有些部分不構成國內生產總值。具體而言，出口數(shù)據(jù)中的兩部分是計算國內生產總值時需要扣除的。一是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進口部分，比如來料加工產業(yè)中的進口部件；二是出口產品中所包含的在國內生產的中間產品部分，比如有國內企業(yè)提供的原材料。扣除前一部分很好理解。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為在核算國內生產總值時，它們也是不計入的。只有將其扣除，出口數(shù)據(jù)與國內生產總值才有可比性，并體現(xiàn)出不同出口結構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度差異。比如，當我們核算國內生產總值時，中國出口100萬美元的服裝只計入其中國內增加值部分，比如10萬美元；而美國出口100萬美元的軟件，其中計入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國內增加值可能高達70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同是出口100萬美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大相徑庭。這是關鍵點之一。

出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看問題的視角。如果從宏觀經濟景氣周期來看，出口下降可能并不會對當前的經濟增長構成重大挑戰(zhàn)，因為出口商品中的增加值所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算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即便出口在下降為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也會維持在較高水平。

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假設了“其他條件不變”，也就是說，假定出口下降不會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其他引擎。這是個在長期里難以成立的苛刻假設。如果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出口的長期萎靡必將會拖累消費、投資等其他部門的增長，并會嚴重阻礙中國的技術進步。顯然易見，如果沒有出口，中國經濟的今天是無法想象的。

熱門美劇《尋人密探》中有一個理論: 要了解一個失蹤的人會去向何方，就要先了解他過去都經歷過什么。中國過去的經歷告訴我們什么呢？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國出口大幅下降，但經濟增長保持了良好的勢頭。此外，兩者的波動方向有時也并不一致。在1990年、1997年出口增速加快，而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卻出現(xiàn)下滑；2007年出口增速下降，而經濟增長仍處在上升通道，這意味著出口變動并不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除歷史數(shù)據(jù)外，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xiàn)也很好地說明了問題。危機影響嚴重的時期，出口持續(xù)低迷與經濟加速增長形成了鮮明對照。2009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出口下降；二季度經濟復蘇明顯加快，增長％，出口降幅卻增至。這一方面是由于內需尤其是投資的加快增長彌補了外需下降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佐證了出口的名義貢獻度明顯低于其實際貢獻度。

值得注意的是，亞洲一些出口/國內生產總值占比更高的經濟體也在加速復蘇，這進一步表明出口對這些經濟體的實際貢獻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2009年二季度韓國的增長率達10％，臺灣增長更快。這些所謂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在出口萎靡的情況下都領先復蘇，表明出口的重要性被普遍高估。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對外開放和出口部門的壯大密不可分，我們的經濟成就是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環(huán)境中取得的。

經濟學家似乎特別在意長短有度。198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德布魯曾說過，經濟學論文應該像女人的裙子一樣，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長要長到讓人感到里面有些實質內容。寫論文如此，做研究看問題同樣如此?？傮w而言，跟隨全球經濟周期的下行，中國經濟基本會有所趨冷，但這不會演化成一場災難。

近10年來，“中國制造”為美國等地區(qū)提供大量廉價商品，同時將國際收支盈余借給了美國政府和消費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對中美雙方而言，這種模式都是不可持續(xù)的。危機同時顯示，當出口顯著下降時，我們能夠通過擴大內需達到保增長和調節(jié)內外失衡結構的目標。鑒于實際的出口貢獻度明顯小于其名義貢獻度，中國完全有能力逐步擺脫對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的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