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個大城市，就像倫敦和紐約一樣，而羅馬是座村莊，洛杉磯是一群村落，蘇黎世則是一潭死水。

我有個武斷的朋友曾經(jīng)給城市下過這樣一個定義，那是一個有黑人居住的地方，有高樓大廈，也有讓人通宵不歸的場所。據(jù)此定義，巴黎缺少高樓大廈；盡管在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蓬皮杜總統(tǒng)曾計劃在巴黎的歷史風景線中蓋滿摩天大樓，但他最后只在于西爾建成了巴黎第七大學的大樓，大樓滿是缺陷（這所巴黎大學分校因為大量使用石棉為絕緣材料，已在最近被關(guān)閉）。另外他還建造了可怕的蒙巴拉斯塔樓和拉德芳斯的商務(wù)區(qū)，那里人跡稀少，如廢墟一般。

拉德芳斯區(qū)除了居住著非裔居民和流離失所者，基本上沒有別的居民。該區(qū)本是為年輕的白人中產(chǎn)階級建造的，而這些人現(xiàn)在都住在經(jīng)過修繕的瑪海區(qū)，那里的建筑在現(xiàn)代建筑中總是顯得不倫不類。

其實，我差點寫成了“根本不包括在現(xiàn)代派范圍內(nèi)”，而不是寫成為“不倫不類”。這是我沉浸于當代法國紀實作品中的結(jié)果。我經(jīng)常停下來問自己，人怎么可能產(chǎn)生如此的想法。在五六十年代我還年輕的時候，有思想追求的美國大學生踏上朝圣之旅，來到圣 · 日爾曼，巴黎大學，以及左岸俱樂部①、紅玫瑰俱樂部（年輕的同性戀者選擇了另一種顏色“王后白”俱樂部）。巴黎人敏捷的思維，特別是充滿權(quán)威的口吻，完全震住了當時來自各個國家的年輕人，我也不例外。美國人更害怕被瞧不起，因為40%的法國人（基本上全部是知識分子）當時都投共產(chǎn)黨的票。而美國人并未對法國的敵視以牙還牙，他們一直都熱愛巴黎，根據(jù)讓 · 美羅的一項法國研究《美國文學中的巴黎》，從1824年到1978年，美國共出版了200種關(guān)于巴黎的小說。

20世紀50年代，美國和英國學生崇尚薩特和加繆的書，而信教的人還讀梅洛-龐蒂，因為他們本國的哲學家認為所有的形而上學及多數(shù)道德問題要不就是胡說八道，要不就是與哲學真正關(guān)心的問題無關(guān)。而浪漫青年搞哲學完全是因為在形而上學上感到寒心或者在道德方面存在沖突。英語世界中語言哲學的主流學派幾乎不能啟迪浪漫青年的靈魂，激發(fā)他們的想象；而另一方面，堅決主張和道德相關(guān)的法國哲學介入進來：主張個人必須為他的一切行為負責，有一點貪圖方便或者受世俗浸染，生活就很容易陷入謊言或者可怕的陷阱中。再者，所有的作家和思想家都需要對社會承擔責任，應(yīng)該投入或者獻身到社會中。

巴黎是思想的發(fā)源地，同時是生活方式、時尚和時裝的發(fā)祥地，這一切都有助于它作為大都市的地位。小城市是不能設(shè)定國際道德標準的，而巴黎不然，早在18世紀，巴黎的哲學就重新定義社會契約說①，伏爾泰為一位已經(jīng)被定罪的犯人讓 · 卡拉斯辯護，伏爾泰相信他是無罪的。伏爾泰是正確的，他成功地為卡拉斯洗清了罪名，也為巴黎在全世界贏得了正義必勝的聲譽——至少能說服一位知名作家來支持這項事業(yè)。一個世紀后，小說家艾米爾 · 左拉再一次證明了這條法則，左拉為一個名叫阿爾弗雷德 · 德雷福斯的法國軍官翻案，當時這名猶太軍官被反猶法庭判定曾向德國出售情報。1894年阿爾弗雷德 · 德雷福斯被流放到法屬圭亞那的魔鬼島，幾年之后，左拉向新聞界重新公布了該案，阿爾弗雷德 · 德雷福斯得以獲釋，最終恢復(fù)了自己的名譽。1998年1月13日晚上，法國國民議會為紀念該歷史事件100周年，全文播放了當時左拉發(fā)表在報紙頭版中的著名文章《我控訴》—— 一封致共和國總統(tǒng)的公開信。

我猜想這兩則故事與其說證明了法國司法的公正，不如說更好地代表了法國作家在法國文化中的重要性。在英語世界中就從未看到過像1943年審判小說家讓 · 熱奈①之類的事情。讓 · 熱奈屢次被判盜竊罪，因為是重犯，讓 · 熱奈面臨被判終身監(jiān)禁。但是，發(fā)現(xiàn)讓 · 熱奈并且安排他第一本小說《鮮花圣母》出版的讓 · 科克托向法庭提交了一項申明，宣稱：“他是蘭波一樣的天才，而沒有人是可以判蘭波有罪的?！卑凳救绻ü僮隽隋e誤的決定，必將淪為歷史上的庸才。科克托并沒有論證熱奈是無罪的，只是因為熱奈是天才。由于科克托的證詞，熱奈最終被免于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