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徹底擊敗拿破侖之后，英國政府并未關注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審查之類的事情。英國已經走出了喪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亂，還攫取了不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前法國和荷蘭領地。政府的目標是盡快在國內恢復原有秩序，因而極不信任任何可能導致變革的事物。托利黨已經連續(xù)執(zhí)政15年，黨內年輕人得勢之后，整個黨的立場逐漸趨向開明。羅伯特·皮爾、喬治·坎寧、威廉·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數問題上表現(xiàn)出明顯的自由主義傾向，他們的觀點與在野的輝格黨人沒有什么兩樣，人們認為這些觀點本應由大陸國家政府危險地提出來。就個人而言，輝格黨領袖的貴族氣比他們的托利黨對手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雙方在議會改革問題上分歧異常尖銳。強行通過1832年《議會改革法案》的輝格黨領袖格雷勛爵是個擁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不論從地位上還是天性上來說，都是一名貴族”，他的內閣只有4名成員沒有同他一道進入上院（貴族院），所有閣員都是富有的地主，他們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頭銜；惟一的例外是東印度公司監(jiān)督委員會主席查理·格蘭特，他當時是庶民身份（就連他也很快當上了貴族，成為格倫額爾勛爵）。

輝格黨人與托利黨人的區(qū)別，在于他們面對的壓力不同。輝格黨人更愿意傾聽愛爾蘭人的不滿，也總是得到大多數愛爾蘭議員的支持。托利黨人歷來關注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被奉為國教的圣公會，堅定地維護他們認為屬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輝格黨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廠主的影響，雖然黨的首腦人物與托利黨人關注相同的事物。輝格黨通過的《改革法案》與其說擴大了選舉權，不如說是將權力從鄉(xiāng)村轉移到新興工業(yè)市鎮(zhèn)。輝格黨大臣也24許不會宴請?zhí)m開夏的工廠主，但他們明白這些工廠主的經濟實力及其對于國民財富的重要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托利黨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輝格黨人愿意傾聽工廠主、貿易商和商人的呼聲，這一事實將對中國的事件產生重要的影響。

巴麥尊是19世紀英國政壇的一位重要人物，對19世紀前半紀的英國政治和對外政策發(fā)揮了重要的影響。

傾聽并不意味著對個人的尊重。C.H.菲利浦斯在關于東印度公司歷史的著作中指出：“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統(tǒng)治階級在贊揚東印度公司監(jiān)督委員會的同時，往往指責公司董事會，這大概是因為后者與商業(yè)和從印度回來的暴發(fā)戶關系密切之故。”那些貴族政客，不論他們身為輝格黨人還是托利黨人，都把東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引車賣漿者流”、“心胸狹窄之人”、“可鄙的應聲蟲”。10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也都不鼓勵殖民擴張。實際上，輝格黨政府高層要員完全準備擺脫那些看起來已成為累贅的領地，其中，加拿大被認為是“最危險的”。殖民地居民也不斷惹麻煩：西印度群島種植園主發(fā)動了一場反對解放奴隸、捍衛(wèi)舊制度的戰(zhàn)斗，他們成功地得到2000萬英鎊的巨額賠款，幾乎相當于一年的政府開支；澳大利亞日益流露出對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強烈不滿，那里的自由定居者不斷要求獲得超出他們在宗主國時所能期待的政治權利；南非的布爾人歷來桀驁不馴，時常造反。

印度是個特例，是自豪與憂慮相交織的源泉，但不論是印度還是殖民地事務，都只有特定人群才會關注。議會舉行有關辯論，參加者寥寥無幾；倘若發(fā)生激烈戰(zhàn)事，尚能抓住公眾的注意力，否則公眾輿論不愿談論令人厭惡的殖民地（例如，安東尼·特羅洛普的政治小說幾乎只字未提殖民地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