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官員鄙夷地不相信任何與貿(mào)易沾邊的事情，不肯答應(yīng)這些要求（結(jié)果證明他們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中國市場從未成熟到預(yù)期的程度，工廠主失望之余，越發(fā)迫切地要求獲取更多特許權(quán)）。這些看法在19世紀20年代就已經(jīng)成型，日后不斷引發(fā)往往得到香港當(dāng)局支持的商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爭執(zhí)。

19世紀20年代末，廣州的外國僑民開始融合，已經(jīng)略具日后早期香港社會的雛形。公司的人蛻變?yōu)橹趁竦毓芾碚?，私商繼續(xù)充當(dāng)推動殖民地自立的動力，傳教士則協(xié)助與中國人保持接觸。早在1830年，未來的殖民地總督約翰·德庇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大班的生涯；馬禮遜父子也樹立起譯員的聲望，他們將在英國與中國談判者之間建立某種交流；兩家將執(zhí)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國商號也在廣州脫穎而出，它們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稱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無情的競爭對手托馬斯·顛地公司。19

這兩家公司雇傭了52個英國僑民團體的18個，東印度公司雇傭了另外20個，這無疑表明了兩家商號的相對重要性。

其余的西方僑民當(dāng)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而肥胖的郭士立牧師。郭士立的身份介于傳教士和商人之間，他曾在普魯士的普里茨給一個緊身胸衣制造商當(dāng)學(xué)徒。郭士立能流利地說數(shù)種語言，雖然不夠標準，因而鴉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譯，“我將為郭士立的3天時間付出1000元”，獨自經(jīng)營的商人詹姆斯·英尼斯寫道。郭士立結(jié)過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46力的居民之一，他死于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務(wù)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還有大約20名左右美國人，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新英格蘭人，其中包括兩名傳教士裨治文牧師和詹姆斯·布雷福德博士，以及一個名叫威廉·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寫的回憶錄《廣州番鬼錄》生動描述了澳門和廣州商館的日常生活。人數(shù)不多的僑民維持著兩份刊物，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報》和主要由公司職員編輯的《廣州雜志》；此外還有兩家報紙，《廣東記錄報》的業(yè)主是馬地臣，《廣州周報》則流露出明顯的親顛地傾向。20

除了傳教士和他們的學(xué)生之外，所有的歐洲人，實際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國人 因為當(dāng)時還沒有哪位中國人會說英語 只能用洋涇浜英語進行交流。這種混合語言使用英語、漢語、葡萄牙語的詞匯和印度英語的單詞，句法則是廣東話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詞或類別詞中，漢語的“個”、“份”變成“塊”，如“三塊報紙”（意思是三份報紙）。一些洋涇浜用語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帳員）最初指試金者和銀錢兌換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許，godown（倉庫）是貨棧之意，這些都是16世紀的印度英語；joss（神象或好運）、amah（阿媽）則是來自葡萄牙語；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國狗）則源于漢語?；旌险Z言易學(xué)，而且足以滿足商業(yè)交易之需，但只能進行最基本的交流，從而在講漢語者和講英語者之間形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障礙。用洋涇浜語言來翻譯一篇名作會鬧出笑話：

Oneyoungmanwalkee；nocanstop.

Maskeedesnow；maskeedeice！

HeCarrywithchopsonice－

Topsidegalow！21

不論是盎格魯－撒克遜人還是中國人，總是傾向于把外國人看成是難以相處的小孩，這種幼稚的語言成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堅定了他們的成見。裨治文牧師指出了這種危險：“幾乎沒有哪個外國人肯花一小時時間學(xué)習(xí)中國人的語言。雙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會導(dǎo)致雙方在47仁慈、同情、尊重和友誼等方面完全隔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