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鐘翰，1913年生于湖南省東安縣。1934年考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38年本科畢業(yè)之后在燕京繼讀碩士學位，1940年畢業(yè)后留校任助教。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先是輾轉天津，后到成都燕大任教。1952年院系調整之后調入中央民族學院，后為中央民族大學終身教授。

1949年之前的研究領域主要為清史，1949年之后由清史轉入滿族史研究。受顧頡剛影響，在清史研究上形成“質疑”的風格。主要專著有：《清史雜考》、《清史新考》、《清史續(xù)考》等等，合著及主編著作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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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1歲的王鐘翰在長沙雅禮學校畢業(yè)之后，考入當時已經聲名鵲起的燕京大學。王鐘翰回憶，他當時所在的歷史系雖然是一個小系，但卻頗有一點名氣。當時全系師生加起來，也不過三十來人，老師和學生人數相當。也是在這里，王鐘翰遇到了在學術上對他影響最大的恩師：鄧之誠和洪業(yè)。在他四年大學生涯的第三個年頭，“七·七事變”爆發(fā)，王鐘翰回憶當時的局勢：

“在日本人還沒有打進華北之前，他們的勢力已經滲透過來了。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燕京大學掛著美國旗子，高高地飄著，日本人也不敢造次?！?/p>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北大清華等大學都南遷了，北京只剩下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和中國大學。三所學校當中，燕京大學名氣最大，教學質量最高，所以當時最好的學生都報考了燕京大學。

“當時在校園里，處處都彌漫著抗日的氣氛，大家都不希望做亡國奴。當時在燕京大學的保護之下，日本人也不能隨隨便便進來抓人。但是日本人買通了很多漢奸，幫助他們搜集燕京人反日的證據。我們燕京的學生也不能總待在校園里啊，有些同學進城的時候，就在西直門被日本人逮捕了。”

“學校里當時有很多小團體，七八個人，聚在一起，表面上看起來也許是一個宗教團體，討論的卻都是抗日的事情，平常聽不到的消息也可以在這里聽到。我參加的第一個團體是“六人團”，“六人團”最早由宗教學院的六個人發(fā)起，這六個人我記得起名字的有邱運熹、魏允清、陳仁烈，到了吃飯的時候，他們六個人坐在一桌，邊吃邊討論問題?！傲藞F”后來逐漸擴大，我加入的時候已經有比較多的人，那時候侯仁之已經是其中的成員了。當時燕京采用的是“包飯”制度，一個月六塊錢，吃得很不錯：早飯是豆?jié){、油條，還有一點小榨菜；中午六個菜，兩葷四素，六個人一桌，晚飯也是如此?！?/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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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王鐘翰在燕京大學本科畢業(yè)，旋入研究院史學部繼續(xù)攻讀碩士學位。說到六年讀書生活，自然有印象最深的事情。但是王鐘翰最深刻的記憶出人意料，不是燕園里面好讀書，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師們的諄諄教誨。王鐘翰對于大學最深刻的記憶，竟然是喝酒。

“在當時的燕大里，住著幾位美國老太太，每個周五晚上她們都到臨湖軒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匯報一些學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那是當時在海淀很有名的一個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蓮花白。我因為喜歡喝酒，就經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酒，喝了蓮花白之后還嫌不過癮，又喝了不少杏花村的白干，結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在過馬路的時候，我暈暈糊糊地就摔倒在馬路旁邊了。這種情況被那幾個老太太看到了。那時候我在燕京上學，除了第一年家里給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獎學金和寒暑假打工掙得一點錢。從我入學一直到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我一共兩次得到學校的獎學金共四百大洋，后來戰(zhàn)爭爆發(fā)，學校也就不再提供獎學金了。那幾個老太太添油加醋跟司徒雷登講述了一番，并提議取消我的獎學金。司徒雷登聽了知道傳話會有夸張之處，沒有說話，之后他找到了我的老師洪業(yè)先生，洪先生說：‘這好辦，王鐘翰最聽鄧之誠先生的話，我告訴鄧先生，讓鄧先生處理他。’鄧先生聽到這件事打電話到我的宿舍里，讓我明天十點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鄧先生在桌子上準備了一小杯白干，問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聲，并不說話，心想這下要挨批了。鄧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這一杯?！囅壬忉屨f，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點，壓整一下，以后再見了酒也不會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鄧先生說：‘好了，你回去吧?！窃趺锤就嚼椎墙淮?，我并不知道。不過，我喜歡喝酒而且能喝，卻在燕京里面有了一點小小的名氣。”

一則小小的軼事，卻可以體現(xiàn)一個學校的精神。遇到這樣高明而且有學問的老師，若不是冥頑不化之輩，要想不生問學之心，恐怕也難。霎那間，我忽然對于燕京學子在歲暮之年仍然對母校懷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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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的燕大，在美國星條旗的保護之下，雖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湯，對燕大心存覬覦之心的日本憲兵隊時常不斷會到燕京“拜訪”。因酒得名的王鐘翰，因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戰(zhàn)”，上了當時北京的報紙。九十一歲的王鐘翰說起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過去那段意氣風發(fā)的歲月：

“燕京沒有關閉之前，日本憲兵隊總隊住在西苑，統(tǒng)管著全北京的日本憲兵隊?？傟牭年犻L華田常常到燕京大學去，名義上是“拜訪”司徒雷登。華田去燕京的時候，只帶一兩個人，不帶侍衛(wèi)隊，槍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對于這種拜訪，自然不好拒絕，不但不好拒絕，有時候到了吃飯的時候，善于處理關系的司徒雷登還會請華田在臨湖軒吃頓便飯。餐廳在臨湖軒的東頭，西頭則是司徒雷登的臥室，中間是個比較大的客廳。

有一個秋天，華田到燕京大學，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職員比賽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讓洪業(yè)先生找到我，我記得當時在場的還有陸志韋先生。我去了之后，那個日本憲兵隊長華田擺了10瓶啤酒，并且說不用杯子，直接對著瓶兒喝！我當時正年輕，心想：打仗我打不過你們，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結果喝了不到九瓶，華田已經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還在那里要喝夠十瓶。當時在場的老師們表面上沒有顯露什么，但是心里確實歡欣鼓舞，那個日本人華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當時北京一家報紙還為此事做了報道。

后來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憲兵隊的大卡車闖進我們的校園，逮捕了很多師生。我雖然也多次參加抗日的活動，卻沒有被逮捕，我想，也許是那個華田覺得見了我很沒有面子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