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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響了傅涇波一樣，傅涇波也深深地影響了司徒雷登。在傅涇波的影響下，司徒雷登在中國社會中成了一個中國通。從他出長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間，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學辦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國化的教會大學。傅涇波在這個過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還不好定論，不過這個過程與傅涇波關聯(lián)甚深則毫無疑問。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傅涇波的身份頗為尷尬：他從來不是燕京大學的正式職員，與其說他在為燕京大學工作，倒不如說他在為司徒雷登工作更為貼切。這大概也是關于他資料甚少的一個原因之一。

這個問題在司徒雷登擔任燕京大學教務長的時期還不算大，雖然“司徒雷登早就了解燕大有相當一部分教職員對傅抱有成見，不歡迎他介入燕大的事務”，（9）但是由于司徒雷登在燕大的位置和威望，傅涇波的工作并沒有受到影響。但是到了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的時候，如何安排傅涇波則成了難題：他此時更加需要傅涇波的幫助，但是根據(jù)安全守則，傅涇波作為一個普通中國人不能居身使館之內。不過他們之間這種亦師亦友、情同父子的友誼得到了馬歇爾的理解，最后還是馬歇爾給傅涇波想出了“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的頭銜，讓傅涇波可以躋身美國大使館內并住在司徒雷登的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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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大使生涯讓司徒雷登心力交瘁，隨著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徹底失敗，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國的飛機，隨行他的，還有傅涇波一家人。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熱的時候，傅涇波曾經(jīng)有很多次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是他沒有離開司徒雷登，因此還受到一些人的猜疑?，F(xiàn)在，所有的猜疑都不攻自破。司徒雷登在美國中風以后，傅涇波，這個中國王公的后代，像個兒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邊。據(jù)傅涇波的女兒傅海瀾回憶：“我父母對司徒雷登完全像父親一樣看待，我們幾個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爺爺)’……”“司徒雷登最感謝的是他的中國兒媳、我的母親劉倬漢。”（10）

至于日常生活，大概可以由司徒雷登的學生徐英關于司徒過生日的一個回憶推測出來：“過生日時，司徒本人并不緊張。他坐在一張紅絨椅子上接見來賓。那時他行動已不方便，要借助于助行機行走，上下樓梯時，全是由傅涇波扶持。他每天食量甚微，但樣數(shù)不少，而且用刀用叉也不馬虎，傅涇波夫婦像侍奉親人一樣奉養(yǎng)他，事事想得周到，做得也盡心盡力。他的寢室和傅涇波的相連，并有一門相通，二人同起同睡，他可以充分安適地靜養(yǎng)?！保?1）    

1962年9月在司徒雷登臨終之前，他給傅涇波留下了兩個遺愿：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12）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司徒雷登囑托，傅涇波曾多次向中國駐美大使館陳述司徒雷登的遺愿。1986年，他找到中國駐美大使韓敘，托韓將兩封信帶回國轉交有關方面，其中有一封信是直接寫給鄧小平的，信中再次提到了司徒雷登的遺愿。（13）2005年三月份，曾經(jīng)在中國駐美使館工作的國仲元（國先生因為花瓶歸還一事與傅涇波相識相交，并且與傅家保持聯(lián)系至今）先生回國，跟我談起他和傅涇波的交往時說到：“他對于司徒的尊重，完全是中國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他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君子之風，在現(xiàn)在不容易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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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傅涇波和司徒雷登的事業(yè)緊密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他一生的經(jīng)歷極其復雜，各個時期不同營壘的政壇重要人物，包括北洋軍閥、偽滿、民國政府、中共、汪偽政權等等他都有過來往。這讓他成了研究近代史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1986年3月，中國社科院委托何迪前往華盛頓幫助傅涇波整理他的口述歷史。傅涇波再次把司徒雷登推向了臺前，他說自己的一生沒什么好講的，它已經(jīng)和司徒的一生緊緊地連在一起，當敘述完司徒的歷史活動后，自己也就隱沒其中了。于是，何迪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把他的口述歷史題名為《我與司徒雷登》。（14）不知什么原因，這部口述歷史最終并沒有完成。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關于傅涇波的資料保留下來的極少極少，這讓他成了一個謎一樣的人物。

2004年4月，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在北大未名湖臨湖軒舉行，這里曾經(jīng)是司徒雷登居所。在座談會上，北大副校長、學者郝平提出了傅涇波與中共具有極其微妙而密切的關系，主要根據(jù)大致是：（一）1949年4月，解放軍即將發(fā)動渡江戰(zhàn)役，為了安全起見，美國駐華使館大部分工作人員和家眷都撤離南京，人們也勸司徒雷登撤到廣州，但是傅涇波卻極力反對，他和司徒雷登都認為，一旦南京失守，他們就有機會近距離和共產黨接觸，討論中美關系。解放軍占領南京之后，傅涇波馬上代表司徒雷登拜訪了中共派駐南京的外事主任黃華，而黃華又是周恩來點名派到南京并且允許和司徒雷登進行私人接觸的人選。（二）中美關系解凍后的1972年，為了解中國的情況，美國政府組織了一批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到中國訪問。傅涇波的小女兒傅海瀾也是訪華團成員。臨行前，傅涇波將他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托女兒帶到中國，傅在心中表達了他對中美之間開始重新對話的祝賀和欣喜，并表達了想回國看看的愿望。收到信后，周恩來即向傅涇波發(fā)出秘密邀請。1973年，傅涇波在離國24年后回國，在北京住了十個月。當時正是“文革時期”，如果沒有與中共的特殊關系，即使作為中共的客人，也不可能在北京一住就是十個月。（三）傅涇波在美國去世后，中國駐美大使韓敘、僑務參贊陳啟道和大使館海陸空三軍武官，以及新華社駐美分社社長等人都前往悼念，并且參加了他的追悼會。這是中共在海外給予一位黨外人士的最高禮遇。（15）

傅涇波是個謎團，誰知道他的謎有多少？

（1）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轉引自《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2）《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3）傅鐸若：《傅涇波》。載于《燕京大學人物志》第一輯，燕京研究院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4）《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5）《傅涇波生平紀年》。林孟熹輯，引自《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

（6）傅涇波與Philip  West 1972年的談話錄音，見Philip West所著《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英文版）。中文轉引自《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7）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轉引自《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8）《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9）何迪：《悼傅涇波老人》。載于《燕大文史資料》（第七輯），燕大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10）王如君：《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原載《環(huán)球時報》2002年8月12日。轉引自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所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11）徐英：《司徒雷登返美以后》。引自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所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

（12）《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林孟熹著，新華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3）郝平：《傅涇波與中共的關系》。引自《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

（14）何迪：《悼傅涇波老人》。載于《燕大文史資料》（第七輯），燕大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第一版。

（15）郝平：《傅涇波與中共的關系》。引自《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