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200多年里，有兩個政府，一個是坐落在江戶的實際統治者——德川幕府，領導者是征夷大將軍；另一個是住在京都的天皇。德川幕府一直不用挾天子就能命令諸侯（分封到各地的大名），掌握著國家的命脈，他們象征著武力強權；而偏安一隅的天皇則是日本人的精神領袖，永不可失。

按理說，在這種奇特的統治結構下，很難催生出健康的商業(yè)文明，因為一般來說，軍人治國常常顯得緊張而多疑，他們更愿意把刀槍延伸到各個角落以樹立自己的權威，喜歡用統一的商業(yè)政策來維護集權統治，就像二戰(zhàn)中的德國以及前蘇聯。但日本似乎是一個例外。

從商業(yè)層面來看，日本的發(fā)展程度非常成熟，幾乎已經為邁進工業(yè)化作好了充足準備，而其獨特的社會機構也像催化劑一樣讓這個國家順利過渡。讓我們仔細分析一番：

江戶時代，日本主要實行分權制，各藩財政都比較獨立。幕府每年都去地方收錢以維持自己的運轉。除了拿現成的，幕府還壟斷著日本的礦山、對外貿易（主要對象是荷蘭）和商業(yè)的經營許可權。

幕府給公務員發(fā)工資主要是用大米來衡量，叫做石，一石相當于180升稻米。所以，拿工資的同志們到了開支的日子拎著大包小包的稻米跑到錢莊去，按照市價用稻米來兌換貨幣，再出去花天酒地。

用稻米發(fā)工資其實是有好處的。因為每年的稻米都會集中到米市上來，然后再發(fā)送到各地，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交通運輸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海運和河運，形成了全國統一的運輸網絡。

不過，用大米發(fā)工資也有弊端。雖然幕府也征收一些稅款，大米是主要的稅源，但稅率很低。這就促進了農民發(fā)家致富，商業(yè)的負擔也不重，結果，政府的收入越來越少，時不時就陷入財政危機。

我們前邊說過德川家康對貨幣的改革，但是到了幕府末期，為了改善財政狀況，政府就開始瘋狂鑄造貨幣，發(fā)行了很多成色很差的貨幣，其結果就是通貨膨脹嚴重。隨著口岸的開放，外國人對日本這種泛濫的貨幣意見越來越大。

商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城市的變遷。德川家把首都弄到江戶之后進行了一系列改造工程，通過填海等諸多手段，把這個小港灣變成了一個政治中心。而大阪則因為地理位置處于日本的樞紐，更是成為日本大米期貨的集散地。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貨市場。再加上，商人和高利貸者云集大阪，更是讓這個城市頗具商業(yè)性格。如今被我們反復提及的日本企業(yè)相當一部分都是從這里走出來的。

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結構表面上和中國還是比較類似的。簡單說，就是士農工商。士為武士階層，掌握著兵權；農就是農民；工指的是手工業(yè)者；商是商人。在商之下還有兩個備受歧視的階層，一個叫做穢多，也就是忒臟的意思；還有一個叫做非人，干脆就不是人了。

在這里要特別描述一下日本農民的生活。日本農民的生活環(huán)境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寬松的。雖然從當時的法令來看，農民是不能擅自離開自己土地的，但史料上記載農民遷徙的案件并不少。一種農民是因為難以忍受苛捐雜稅而被迫遷徙，還有一種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奔赴水草豐美的地方。隨著社會逐漸穩(wěn)定，農民的文化生活也越來越好，他們會借著去神社里祭祀的名義游山玩水。而一個村落只要按時按量繳納賦稅，還是有一定自治權的。村里的村官通常負責征稅，他們本身也是農民。當政府派遣檢察官下來檢查稅收情況時，村官就邀請檢察官大吃大喝，酒肉溫泉洗浴一條龍之后，檢察官流著淚向上級匯報說，這個地方太窮了，飯都吃不上，自然稅收大減。

后來政府為了穩(wěn)定稅收就實行了“定免法”，根據過去三年、五年的平均收入來決定稅收。

江戶史學家田中圭一說，江戶時代的農民是一群極不安分而且非常獨立的群體，只要稅收政策稍不合理就敢起義鬧事和幕府搞對抗。如果四個農民不堪稅負湊在一起就敢扯起大旗上書“FARMER FOUR（F4）”而與幕府的無聊官吏血拼。

農民雖然火氣大，動不動就起義，但他們絕不是大字不識的烏合之眾。對比中日兩國維新的背景你會發(fā)現，“教育程度”，似乎決定了維新的成敗。教育，在維新中發(fā)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日本江戶時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可能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這也為日本后來的工業(yè)化奠定了基礎。中國百日維新之時，梁啟超曾經評論說，中國科舉網盡舉國上下之人，專事空疏無用之學，使學生“悉已為功令所束縛、帖括所驅役，鬻身滅頂，不能自拔” 。

而江戶時代的日本，教育已經廣泛普及，并且形式多種多樣。譬如日本當時的公立學校叫學問所，主要教授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學研究以及民間小孩子們的識字學習。

與中國類似的是，在德川幕府時期，公立學校也是把儒家學說當作教育的核心任務，但有特色的是，日本的儒學教育家們把修正中國的古典思想體系當作最重要的功課來作研究。

比如說，中國的儒家學說講求三從四德，這個大家都知道，女子要忠貞不二。像潘金蓮，這個追求愛情和性解放的偉大女性1000多年以來一直被人辱罵，可曾有人想過，哪個美女嫁給武大郎不會郁悶終身呢？

日本因為摒棄了中國儒家學說中禁欲的思想，也導致了今天色情文化如此發(fā)達的境遇。飯島愛的死引發(fā)了日本和一直被要求禁欲的中國人的廣泛懷念。日本人的懷念是緬懷一位偉大的演員，中國人是懷念那些藏在硬盤里遐想的日子。

讓我們回到有關教育的話題。除了儒學之外，日本在與外國發(fā)生了關系之后，很多學問所也開始講授荷蘭語、西方技術等濟世之學。

在日本地方的各個藩也有自己的學校，起初藩學校是為了培養(yǎng)武士，讓這些保安不僅身體強壯而且具備文化素質，避免業(yè)主的挑剔。到了江戶末期，很多藩學校也開始增設了軍事、外語等學科，也正因為如此，武士階層逐步成為了一個有文化、有技術、有力量、有理想的四有新人，他們蓄勢待發(fā)，等待著登上歷史舞臺的那一刻。

除了學問所和藩學校之外，日本還有民間學塾與寺子屋。民間學塾主要是一些學者自己開的學校，傳播儒學、國學，后來重點教授外語和技術，學生也不僅限于武士。到了江戶末期，很多渴望報效祖國、改變國家境況的有志青年紛紛加入到民間學塾來，像后來的倒幕英雄高杉晉作、日本最著名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文、日本著名改革家兼教育家福澤諭吉，都畢業(yè)于民間學塾。所謂的寺子屋則是進行兒童教育的民間學校。因為日本農民的生活還是比較滋潤的，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熱心于教育自己的子女，寺子屋的范圍也就越來越廣泛，從城市到鄉(xiāng)村都隨處可見。

總之，據現存的數據統計，當時日本人的識字率絕對是亞洲最高的，遠遠超過了它的近鄰——中國。

實際上，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商業(yè)、教育都有了廣泛的發(fā)展，原本割據的各個地方因為需要貿易，也促進了商業(yè)觀念的形成。這一切都是日本自我蛻變的養(yǎng)料和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