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始至終，他都掛著唐朝政府的公職，卻從來不過問國家大事，每天只是游山玩水。知道他行蹤的人，無論在官場還是文化圈，都是鳳毛麟角，這樣的人，雖然從身份上來說，不能算是隱士，但是他的行為，卻完完全全是隱士風(fēng)采。比起王維來，更多的人不但腳踩兩只船，還在兩只船之間“來回跳”。比如明朝末年的大書法家董其昌，他的原則就是有條件就做官，無條件就隱居，一旦政治風(fēng)向不利，立刻撒丫子溜之大吉，政治局面稍微一好轉(zhuǎn)，卻又忙不迭地投身官場，這種人其實是把隱居當(dāng)成避難所，甚至當(dāng)作一種政治籌碼。董其昌的書畫成就卓越，但就為人來說，名聲卻不好，表面甘心寂寞，內(nèi)心一直沒有停止活動，即使隱居的時候，他也曾因為欺壓當(dāng)?shù)剜l(xiāng)民而被人燒了房子。

相比起后來許多“腳踩兩只船”或者“兩只船之間來回跳”的人，魏晉人的隱居態(tài)度就實誠得多了。魏晉人的隱居，一個流行的風(fēng)尚就是“隱于朝”，這是中國圓滑的知識分子通用的方法。所謂的隱于朝，按照俗話講就是“出頭的椽子先爛”。為了個人利益，他們于一切可能關(guān)系個人命運的事情，都非常慎重，需要對國家大事發(fā)表意見的時候，他們察言觀色，打死也不說話，就算是說話，也都不著邊際，這種人的行事風(fēng)格，就是看熱鬧，隨波逐流，在動蕩的官場中明哲保身，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俸祿，天塌下來也和自己無干。西晉時期特別是西晉晚期，這種人尤其多，西晉迅速滅亡的結(jié)果，也有他們的“功勞”。從生活上看，這些人自然不是隱士，但是他們做的事情，卻和“隱”了差不多，常年混日子，把他們變成了木頭人。相比之下，也有許多知識分子的隱居，并沒有隱掉應(yīng)有的責(zé)任感。這一類的知識分子，通常被稱為“假隱”，這些人的生活方式，是“名隱實官”，表面上看，他們無官一身輕，毫不過問政治，遠離政治斗爭的漩渦，但是在國家發(fā)展乃至民族危亡的關(guān)鍵時刻，卻總是能夠看到他們的影子，他們所在時代的統(tǒng)治者們，也非常知道這些人的能量，雖然允許他們歸隱，但每到重大問題需要作決定的時候，卻總是不忘記去請教他們。在這些人的身上，隱居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知識分子難以割舍的對家國的情懷，以及與生俱來的社會責(zé)任感。

在魏晉的歷史上，這類人并不稀罕，比如締造了淝水之戰(zhàn)輝煌的謝安，早年就是一個不過問政治的隱士，在國家發(fā)展動蕩的時期，卻選擇了出山，留下了“東山再起”的美談。也有人雖然沒有出山，卻也是政治的幕后推手，比如南朝時期的陶弘景，當(dāng)時是著名的隱士，但同時也是一個杰出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