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當羅斯福知道這項交易時還是大為震驚。但更壞的事情接踵而來。1945年2月，三巨頭在俄國黑海療養(yǎng)勝地雅爾塔會面，共同來塑造戰(zhàn)后世界。在波蘭的前途問題上，一場激烈的爭論爆發(fā)了。整個1943到1944年，羅斯福已經表明他懂得俄國人的需要：一個對俄國友好的波蘭政府（而不像戰(zhàn)時波蘭政府那樣）。但他對于斯大林在1945年初的舉動并沒有做好準備。在雅爾塔會議開始之前，蘇聯(lián)人已經承認了一個共產黨主導的波蘭政府。在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要求斯大林允許這個政府中有親西方的波蘭人。三巨頭最后達成一致：這個波蘭政府必須“在更廣泛的民主基礎上予以重組”。 美國海軍上將、羅斯福的首席軍事顧問威廉·李海（William Leahy）敏銳地看到，這個協(xié)定“彈性太大了，以至于俄國人不必在技術上破壞它就可以把它從雅爾塔一路拉伸到華盛頓?！痹掚m如此，但是因為當時紅軍已經占領了波蘭，所以這已經是羅斯福所能到得到的最好結果了。羅斯福的確曾努力要達成彈性小一點的協(xié)定，為此倡議發(fā)布“被解放歐洲宣言”（Declaration of Liberated Europe）。該宣言規(guī)定三大國的每一方都要保證合作，在新近被解放的國家中施用民族自決原則。但俄羅斯人一再修訂這個宣言，最后使它實際上毫無意義。羅斯福不得不再次接受殘羹冷飯般的既成事實。

斯大林離開雅爾塔時，確信他的盟友們至少已經默許了他對于東歐的主宰。這對斯大林來說一定是如釋重負，因為戰(zhàn)爭期間他的政策也被兩個方向的力量拉扯。一方面，這位蘇聯(lián)獨裁者堅持自己應該有勢力范圍；但在另一方面，在這個問題上他也很小心翼翼，并沒有向盟友們解釋俄國人對這些地盤的控制意味著什么。如果他這樣做了就可能會惹惱盟國，使得美國延緩戰(zhàn)爭物資的運送，并且甚至可能會導致西方和德國單獨締約。（畢竟，斯大林怎么會指望資本主義比自己有更多的忌憚呢？）隨著紅軍如此接近全面勝利，他決不想在最后一刻犯下任何拙劣的外交錯誤。雅爾塔似乎解除了這種危險。

但是斯大林誤算了。雅爾塔會議休會后兩周，蘇聯(lián)人又開始向羅馬尼亞施壓，要求羅馬尼亞國王任命一個由共產黨人控制的政府。這位蘇聯(lián)領導人當然還記得，在1941年德國人入侵俄國時，羅馬尼亞士兵曾經和納粹并肩作戰(zhàn)。此外，丘吉爾已經同意對羅馬尼亞棄之不顧，以換取斯大林放過希臘。但是，美國宣稱斯大林破壞了“被解放歐洲宣言”。美國人的道理很難駁斥，于是莫洛托夫撕毀了該宣言。但是，這并不是美蘇雙方簡簡單單的一場辯論，而控制東歐才是問題的關鍵。

另一場危機發(fā)生了：俄羅斯不允許超過三個以上親西方的波蘭人進入由八名成員組成的波蘭政府。對于美國人來說，波蘭變成了觀測蘇聯(lián)意圖的試驗場。國務卿愛德華·斯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認為，波蘭——而不是羅馬尼亞——才是“桶里的大蘋果，我們應該盯緊它”。這個比喻很明顯地顯示出一個爛蘋果可以毀了中歐和東歐所有其他的“蘋果”。1945年4月1日，羅斯福嚴肅地警告斯大林，蘇聯(lián)的計劃不可接受。4月5日，美國駐俄國大使艾弗里爾·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向羅斯福強調，絕不能允許斯大林在蘇聯(lián)占領的地區(qū)建立起“極權主義”，因為“除非我們準備好生活在一個由蘇聯(lián)統(tǒng)治的世界里，否則我們必需使用我們的經濟力量援助那些天然對我們友好的國家”。第二天，羅斯福寫信給丘吉爾談論這場危機，指出了另一個武器：“我們的軍隊很快就會在戰(zhàn)爭中處于一個有利位置，從而使得我們采取比迄今為止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硬’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