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本書的內(nèi)容，一般說來，我完全同意譯者在寫給我的信上所說的“這不是一本名著”，而是“一本有用的書”。他有很多優(yōu)點，最大的優(yōu)點就是他對史實的組織，綱舉目張，有條不紊，對史實的敘述具體扼要，簡單明了。以體裁論，他以卷為綱，而以章為目，在章之下分節(jié)，又于每一節(jié)目中標以小題，端緒雖繁，而能類聚條分。此外于每一卷之前有前言，包舉大要，每一卷之后有結語，綜括前文，承前啟后，交代明白；以敘述而論，他完全是排列史實，平鋪直敘，很少繁文贅語，臆說浮詞，既能高瞻遠矚，訊論大勢，又能網(wǎng)羅概括，委曲細事。此外又能力避瑣碎，抓住要點，把人類史上一些不足輕重的史實，輕輕放過，而對于那些足以影響后世的巨大歷史事變，則予以有聲有色的說明。即因如此，所以這本書雖然沒有把世界史發(fā)展的全過程，劃出明確的階段，但從他的敘述中，卻隱然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的發(fā)展之系列。正如作者在本書序言上所云：“我們從古代漁獵時期到近代大商業(yè)時代，從尼安德特人、克羅 馬農(nóng)到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人類，一路說來，成為一個極流利的故事?！?/p>

說到本書的觀點，當然沒有脫離觀念論的窠臼。例如作者在本書中有時過分強調(diào)精神與英雄對歷史的作用，如作者以為羅馬貴族之殘酷與荒淫，是由于“生活無常與無靠的心理”。又如他們以為美國革命的最重要之因素，是“華盛頓個人的品格與功業(yè)”。這些都是例證。不過作者并不因此而忽略物質(zhì)文明對歷史的作用，反之，他們以最大的篇幅，來敘述人類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從手搖紡車到紡織機器，從獨木舟到火輪船，從古舊的驛車到蒸汽機車與汽車，飛機，一言以蔽之，從石頭的故事，到原子能的發(fā)明，其間如銅器、鐵器、蒸汽機與電之發(fā)明，改進與應用，以及由此而引致之經(jīng)濟的變革，政治的改組，文化思想的進步，皆有詳盡的說明。總之，這本書敘述政治、文化，也敘述經(jīng)濟。正如作者在本書序言中所云：“他的敘述對于整個地球上各世代各民族的文化，社會，經(jīng)濟生活，都等量齊觀，予以注意”。這本書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偏見較少，而且有時還表現(xiàn)出一種歷史家應有的正義與公平。一般地說來，作者似乎知道為了保持歷史學的嚴肅性，常常警戒自已，不使越出人性的堤防。例如他們對于歷史上各世代之被迫害者，都寄以同情，他們曾以悲憫的語調(diào)描寫古羅馬的奴隸生活，中世紀的農(nóng)奴生活，并且歌頌法國大革命，甚至對十月革命也能保持鎮(zhèn)靜。反之，他們對于奴隸主，貴族，封建暴君，乃至近代資本家之荒淫，暴虐與過分的剝削，都會予以指責。這種指責甚至對于教王也不例外。自然，作者對于史實也有錯誤的看法，例如作者看到古代羅馬奴隸被引用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便認為當時的經(jīng)濟，是農(nóng)奴制與奴隸制的混合（第十章）。又如他們看到中世紀封建領主曾給與家臣或市鎮(zhèn)以某種特權之事，就以為在中古封建政府中，有共和主義與專制主義并存（第十九章）。最有趣的，是他們以為有了基督教的信仰，中世紀的領地性質(zhì)，就是一種合作社會，而且寓有農(nóng)業(yè)民主的思想（第十八章）。不過這一類錯誤，與其說是偏見，不如說是作者的階級性制限了他們對于歷史事實之深入的理解。

最后值得特別提到的，是譯者在他的譯本上作了許多有價值的注文，這些注文不僅豐富了原書的內(nèi)容，并且有時也糾正了原書的偏向。前者如在原書僅僅只有一個名字的歷史人物，在注文中即可獲知這個人物的生平，在原書中僅僅只有一個標題的歷史事件，在注文中即可獲知這個事件的源流。后者如譯者在原書“白種人的負擔”的標題后，即于注文中指出這句話是吉卜林的成語，而吉卜林是帝國主義的歌手。

總之，這本世界史優(yōu)點很多，缺點也有，但仍不失為一本有用的書，因為他能供給讀者以世界史的具體知識，而這種具體知識是今天中國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