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個階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會心理危機”（psychosocial crisis），而處于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們，則會出現(xiàn)“自我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埃里克森以德國宗教改革領(lǐng)袖馬丁?路德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決“自我認同危機”的同時，也找到了解決社會及其信仰問題的途徑。盡管《青年路德》一書中還留有化約論的痕跡，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來看，則在擺脫“泛性論”的路徑上前進了一大步。

自埃里克森以后，美國的“心理史學”如火如荼，其中“心理傳記學”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其中固然不乏杰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濫成災”。在“心理傳記學”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學術(shù)語的現(xiàn)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執(zhí)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癥”（hypochondriasis）、“抑郁癥”（melancholia）、“焦慮癥”（anxiety neurosis）、“狂躁癥”（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癥”（schizophrenia）、“神經(jīng)官能癥”（neurosis）、“強迫型人格障礙”（Obsessive 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幾乎每一個詞組在《醫(yī)學辭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體的解釋和說明。自從“心理傳記學”誕生的那一刻起，來自各方面的批判就未中斷過。“臆想”、“武斷”、“拼湊”、“牽強附會”、“生搬硬套”等等指責，不絕如縷。其中最重要的批評直指“心理傳記學”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發(fā)表在《紐約書評》上的文章甚至激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學是20世紀最驚人的智力欺詐，是思想史上近乎于恐龍那樣的絕代怪物，一個設(shè)計上根本不健全的、斷子絕孫的龐然怪物?！盤 B 梅達沃：《精神病的受害者》，《紐約書評》（1975年1月23日），轉(zhuǎn)引自大衛(wèi)?斯坦納德：《退縮的歷史 論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學的破產(chǎn)》，馮鋼、關(guān)穎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頁。澳大利亞學者大衛(wèi)?斯坦納德（D. E. Stannard）對“心理史學”的批判最為系統(tǒng)。他從“證據(jù)”、“邏輯”、“理論”和“文化”四個方面展開。認為：“從最初力圖創(chuàng)作心理史學的著作開始直至當今，那些自詡為心理史學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現(xiàn)出對事實的傲慢態(tài)度、對邏輯的肆意扭曲、對理論驗證的不負責任，以及對文化與時代差異的短見。”大衛(wèi)?斯坦納德：《退縮的歷史 論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學的破產(chǎn)》，馮鋼、關(guān)穎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頁。對中譯文有改動，參見 D. E. Stannard, Shrinking History: On Freud and the failure of psycho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p 147。并以弗洛伊德《列昂納多?達?芬奇及其對童年的一個記憶》為例，展開批駁，其中不乏貶低譏諷的明顯態(tài)度。應當說，這些尖銳的評判并不是無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說：“精神分析的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命題是：心理過程主要是潛意識的，至于意識的心理過程則僅僅是整個心靈的分離的部分和動作?！备ヂ逡恋拢骸毒穹治鲆摗罚哂X敷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8頁。在他的腦際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學說預設(shè)，任何一種看上去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規(guī)的舉動，其實都具有潛意識意義上的“邏輯”基礎(chǔ)，而且這一人們不愿正視和極力否認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