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老人”的形象在印度是女性的。世界是一種心中的空間；如果說弗洛伊德曾委婉責(zé)備過羅曼?羅蘭“汪洋澎湃的激情”，一種被世界包圍、嵌入和裹挾的感覺 那么這種激情就使羅蘭(還有赫爾曼?海賽)成為至少上是更為自覺的印度時空感的西方代言人。每個人的內(nèi)心生活都是由現(xiàn)在和過往、邏輯和荒謬、妥當(dāng)和激情混合而成。但是，我相信印度人比大多數(shù)別的民族同時生活在更多的世紀中；我也相信，每一位印度人，盡管他可能教育有素、態(tài)度務(wù)實，同樣生活在一個母性的時空中（這種時空就處在“此地”的深處，“此時”的中心）。他不是從手段到目的的線性進程的旁觀者，而是萬流綜匯的生活激流的參與者，其“目的”在于愈行愈遼闊，而不在完成與結(jié)束。在世界上哪里還有其他地方承諾立即“完成”某事，卻又帶著如此神奇的托詞。它常常只是佯裝要排除萬難，走向最終目標，實際上卻在不惜代價地推延著這一目標的到來。（在今天的美國，hopefully一詞可能恰好對應(yīng)著這種失敗主義，它常常意指某人即使強烈感到事情毫無希望，也要繼續(xù)走完全程。）對此，印度人頗為了解。另外，媒體上的卡通畫也絕妙地諷刺了一個民族做勢要克服自己的矛盾之處時卻又將之混淆處理。所有這些使得今日真正科學(xué)務(wù)實的印度人徒顯得曲高和寡，并常常帶有悲劇色彩。

從歷史角度來講，這一切可能與保護母性神的印度抵制所有侵略者、抵制他們的父性神及其歷史邏輯的古老而固執(zhí)的傾向有關(guān)。母性神的力量很可能賦予印度一種基本的雙性特征，至少對于英國占領(lǐng)者來說，這種雙性特征是可鄙的，從字義上來講是離奇的和不可抵制的。因此，甘地好像在努力使自己成為結(jié)合了男性的專制和女性的包容的那種雙性特征的代表。因此，他可能成功地把信徒們以及大眾生活中散碎朦朧的東西匯集起來。此后（我開始認識到），甘地努力營造了一個建立在激進的事實、嚴格的時機掌握和絕對的負責(zé)基礎(chǔ)上的堡壘，而所有這些都處于一個他稱之為真的意義深遠的潮流中。這樣一來，他使得凡是見過他的人都難以忘懷生命中同他的重大遭遇。他好像足以成為任何人的對手。如此的融合導(dǎo)向一種沉浸，這種沉浸現(xiàn)在由甘地改造為終生的承諾以及服務(wù)的能力（這種能力以前被認為屬于那些優(yōu)選之人）。無論如何，對于那些于命運攸關(guān)的1918年在阿赫梅達巴投入甘地麾下的人來說，這似乎是真的（同時也值得我們繼續(xù)探究）。第三章難以捉摸的事件

既然了解了這種場景，在我看來，1918年的罷工事件不但具有戲劇效果和精神分析價值，而且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我的這種感覺雖然愈發(fā)強烈，但碰到的證據(jù)卻相當(dāng)之少。實際上，只有一本很薄的平裝小冊子描述了那次罷工；那本小冊子不到一百頁，價值35美分。Mahadev Desai，A Righteous Struggle，Ahmedabad；Navajivan, 1951 而那次事件的目擊者所能告訴我的東西也非常零碎。在甘地的若干傳記、甚至在他的自傳中，這第一次絕食甚至被當(dāng)做某種錯誤，雖然也可說是鋒芒初試，但卻輸于道義。這種失敗絕不能消減一位臨床心理醫(yī)生的興趣：甘地是如何一開始就陷入這種境地的？如果他是真的失敗了，他為什么會失敗，或者說他為什么這么想？他的追隨者說他是“被拽進去”的，但是我卻懷疑：這個足智多謀的小個子怎么會被拖進一個不是出于他本人長遠打算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