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國難的形成自有其內因外緣，若就內因來說，與當時的國民素質有很重要的關系，而歸根結底，教育要負很大的責任，因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國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教育不知做人造士為何物，因而應該懺悔?！?/p>

“讀讀潘光旦吧，何其相似啊。”說罷，那位學者默然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