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5. 所有人都應該團結(jié)在一個單一的全球性的社會中嗎(1)

政治思考:一些永久性的問題 作者:(美)格倫·廷德


思想史揭示了對這個問題的兩個極端的、相反的答案。兩個答案都很古老且持久,都在古代和近代出現(xiàn)過。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時代的希臘人相信,像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一樣大的政治秩序與完整的人類生活互不相容。亞里士多德的斷言“人是政治動物”表達了一種廣泛接受的信念。但是,一般都假設只有在小國家人才可以根據(jù)他們的政治本性生活。生活在一個大國家或者一個帝國,要受到遙遠中心的管理,因此,是作為一個臣民,而不是作為一個公民生活的。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由普遍的本質(zhì)統(tǒng)一起來的,但是,只有一個較小的地方性的國家,城邦(polis),能夠使他們意識到那種本質(zhì)和它意味的統(tǒng)一。

這顯然是一種認為全球性的社會危險且反人類的觀念。當近代的人們尋求逃避工業(yè)文明的沒人情味的和非人性的標準時,這種觀點就越來越頻繁地重現(xiàn)。盧梭重申了古代民主的基本標準——一個國家應該小到足以使公民們能夠定期地在一個單一的集會上見面。自從他的時代以來,一些最理想主義的思想家感到,只有通過使近代世界的巨大國家和組織解體,共同體才能夠得到拯救。在當今的美國,大多數(shù)激進分子似乎相信,通向新人性的唯一道路是進行激烈的去中心化。的確,共同體和面對面交往的觀念,在許多人的頭腦中已經(jīng)實際上畫上了等號。從這個觀點出發(fā),所有的人聚在一個單一的社會之中,并生活在一個單一的政府之下,將是一場大災難。

但是,另一種理想主義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觀點的激勵:人類中的每一個人,不排除任何人和種族,依靠共同的人性生活在一個全球性政體中。這個概念和它的相反概念——面對面的民主——一樣,源于古老時代。它是斯多噶派在城邦被容納到帝國中后,發(fā)展出來的。在斯多噶派的思想中,城邦(polis)已被世界都市(cosmopolis)——宇宙的城邦——所取代。像我們所知道的一樣,斯多噶派認為宇宙是一種神圣秩序,這一秩序顯現(xiàn)在法中,可以通過理智來領悟,因此我們都是宇宙城市的公民。在這里,存在人類普遍本質(zhì)之原則采用了一種邏輯性非常強的政治形式,即一種普遍的人類共同性的觀念。毫不奇怪,斯多噶哲學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普遍秩序的戰(zhàn)略家擁護的主要哲學。這些戰(zhàn)略家就是管理羅馬帝國和建立羅馬法律的人。

古代和中世紀的基督教思想家比斯多噶派更信奉普遍主義。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們視人類不僅僅通過自然法,而且通過神的拯救計劃獲得統(tǒng)一。他們認為,這兩種統(tǒng)一形式都應該得到承認,并通過某種普遍性的政治秩序和大公(Catholic,普世的)教會來實現(xiàn)。

羅馬人有關普遍和永久和平的理想以及基督教的全球性信仰的理想,像一種苦澀的渴望在二十世紀徘徊。這些理想在國際法和聯(lián)合國中微弱地發(fā)出光亮。它們加深了我們的恐懼,這種恐懼是我們在面對充滿了我們時代歷史中的民族主義、狂熱盲信和戰(zhàn)爭時所感受到的。

對普遍主義觀點最有力的一種重述,可以在馬克思的哲學中找到。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家是一個終將沒落的階級的組織。工人們將建立起持久并且包含一切的統(tǒng)一體,這種統(tǒng)一體既避免了羅馬帝國,也避免了羅馬教會的形式。但是,我們離實現(xiàn)這個古老的夢想還有多遠,在馬克思主義本身為挑起國家間相互斗爭的激情做出的貢獻中,已有預示。

我們究竟想要什么?是如同亞里士多德相信的那樣,可以由友誼聯(lián)結(jié)起來的小范圍的、個人之間的交往,還是鑄成了包容且正義的和平的涵括全人類的一個共同體?我們的理想是雅典還是羅馬?理想主義的辯護者們已經(jīng)給這兩種幻想都加上了如此光輝的色彩,以至于當我們意識到,許多人更喜歡我們現(xiàn)在的形式,也就是民族國家時,會感到失望。這是一種在五百年前的近代早期就早已定型了的社會形式。有人可能會說,民族國家是近代世界提供的另一種選擇,它替代了古代面對面的政治形態(tài),以及由羅馬和中世紀理想化的全球社會。

有人竟然喜歡民族國家,這看起來似乎有些令人困惑。它的規(guī)模不是不對嗎?對個人交往來講太大,而對全球性的和諧來說又太小?許多人在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之前會這樣說,而且今天的許多人也會同意。民族國家很大并且沒有人情味,個人和人們之間密切、自發(fā)的關系,與巨大笨重的國家——它需要資金、士兵、技工和聽話的工人——相比,幾乎算不上什么。一些學生對“既定的權(quán)力機構(gòu)(the Establishment)”、強迫性征兵制、五角大樓等等感到的厭惡,大概部分是因為他們感到在面對國家這種有壓倒之勢、無所不在的權(quán)力時,個人的生命太脆弱了。然而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保證全球性的和平,因此,國家的力量首先奉獻于戰(zhàn)爭。國家?guī)淼氖侨蛐試遥╣lobal state)的非人格性,而不是安全與和平。教授和學生們似乎尖銳地感到了這些缺陷。在今天的大學中,民族國家?guī)缀鯖]有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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