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考證，就忍不住想要說點兒題外話。

其一，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后，把各國所記典章制度和國家大事的史料全搬進了咸陽。想不到十多年后，發(fā)生了楚漢相爭，除了蕭何有可能取出部分作為參考（或參考后，又還回去了）而外，余下的龐大部分都被項羽火焚秦宮給燒光了。再加始皇焚書坑儒，散傳在民間的其他著作也遭到了浩劫。萬幸秦代不長，漢初還有一些存活的老儒，憑著驚人的記憶力，把一些部頭不算太大卻流傳較廣的作品，背誦出來，得以傳世。至于那些在咸陽宮中，極為珍貴的大部頭史料和典籍卻變成永無可考的灰燼了。這是我們后世應知的一大憾事。

其二，孫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以后，中國百廢待舉。民間在文化的整理方面，曾經吹起了一陣繼清之后的考證之風。有人從外國學到了實證方法，回國大搞證據考證。講究一切要拿證據來，這當然是對的。但可惜其中有些人，只學到那種方法的一半，而且搞過了頭。對那些提不出證據的事情不懂得“存疑”，不懂得給自己及后繼者留個可以繼續(xù)努力的空間，就盲目地加以否定。兩千年前，世代相傳、態(tài)度嚴謹的史學家說的不算數，要“我”兩千年后的人，經過“我”的考證才作準。所以，我們的文化只到殷商為止。禹王所立的夏朝，由于找不到證據，就快刀斬亂麻地被列入神話中的王朝了（甚至夏禹王都被推斷成是一條大蟲）。當然，夏以前就更甭提了。這種事如果只在考證的圈子里也就罷了，不幸的是偏偏有人高居學術要位，名氣大得很。影響所及，不知不覺地造成了一股疑古的勢頭，由疑古進而變成反古，由反古進而反傳統(tǒng)、反文化。當時，以斫傷自己民族自尊，作踐民族自信而洋洋自得的大有人在。（筆者寫到此處，深以國人中有此表現(xiàn)為恥，并為之嘆息不已。）他們總以為自己很科學，其實，民間傳說很久的史話，如果找不到證據，存疑才是科學，否定是反科學的。何況世事有很多不一定要用“拿出證據才予肯定”，有很多事用常識也可以肯定。例如，臺上一位大鋼琴家正在進行一個難度極高的彈奏，我們不需要找到他長期苦練的證據，才能證明他的技術是由長期磨煉而來。同樣，兩千五百年前，春秋那個時代，那種多姿多彩的人文精神所展現(xiàn)出的盛大面貌，在種種變革腳步甚緩的時期，又豈是短短千百年就可憑空演化孕育而來。

事隔幾十年，回頭再去看看那股歪風，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考證上的成就實在非常有限，但它產生的負面作用，卻大得無以復加。

由于清朝的腐敗，晚期不斷喪權辱國，已使我們中國人從驕傲變成自卑，但還有希望。這好比一個人遭到某種不幸，把手中的錢全部花光了，但是銀行里還有一大筆定期存款尚未到期，到期了還可翻身。但這股歪風，卻使國人從心里去否定自己的文化，其結果就好比那人的存款又被別人盜領走了，翻身變得相當困難。還不止于此也，我們甚至看到，這股由考證引起的歪風，為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還創(chuàng)造了契機。“文化大革命”時，提起“封建”就代表著過去的種種腐敗，乃至提起過去，就想到封建。封建→腐敗→過去→封建→腐敗→過去……在那時期，在廣大人民的意識里成了一種惡性循環(huán)。歷史的真相、文化的精神和人民的自由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發(fā)展力完全都被封殺了。以致即使到了今日，雖然已經有人了解到“固本培元”的重要性，想要重建自己的文化，尋回自己的靈魂，但是這個循環(huán)的作用力還梗在那里，頻頻作祟呢。

讀者諸君：歷史是客觀存在的，但歷史的意義，卻是主觀取向的。歷史是多面的，全憑各人的意識、立場和需要而取義。或者有人為了某一目的，不惜丑化過去，但“一面之詞”畢竟不能代表“多面的全體”。

在時過境遷的今日，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如果要尋回自尊，要使全民團結愛國，我們就要停止大力丑化自己過去的那種做法，不然的話，自尊從哪里尊起？愛國從哪里愛起？因為我們已經被丑化成為一個不足為尊、毫不可愛的民族了嘛！再說，西方世界不惜代價來美化它們的文化，我們卻不惜造謠來丑化自己。時處資訊交流的大時代，想要不崇洋媚外，勢比登天還難。這是有識之士，不可不知的道理。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當局應更清楚地意識到這個取向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