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自所謂的“同光中興”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經開始從中央轉移到了地方，開始了所謂的督撫專權的時代。然而到了新政時期，政治的發(fā)散趨向進一步加劇，各地大小的紳士以及新市民，開始成為地方勢力新的代表，他們的利益不是可以被忽視，而是恰恰要逐漸滿足，如果不滿足，連要求立憲都搪塞，他們對朝廷的三心二意，就消解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離心離德的時候，由滿族貴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卻一廂情愿地力求將已經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滿族貴族自家手里，結果是在最不該得罪人的時候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從紫金縣的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這個僻地小縣最“牛氣”的人，就是鄉(xiāng)紳鐘榮山，手中握有槍把子和印把子的哨官和知縣都不得不讓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僅敢于捆起了“執(zhí)行公務”的防勇，而且理直氣壯地倒打一耙，要求本來有理的防營賠償損失和賠禮道歉。個中的“理直氣壯”，細想起來倒也不是全為無因，因為鐘榮山維護的不僅是他個人的面子，還有新學堂的利益——這恰恰是代表著時代潮流的東西。凡是代表潮流的東西，都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其實，這個鐘榮山一點都不革命，甚至不同情革命，后來革命到來的時候，他還是反動派，但是并不耽誤他在革命前包庇一個革命黨嫌疑的學生。

在今天看來，義和團失敗以后的清政府處境的確很難，不變革吧，王朝要亡，變革吧，革命黨這種洪水猛獸的東西在求新學習的過程中就溜進來了。然而，從省城到縣城的紳士們卻沒有這樣的兩難，他們只管求新趨時，新的事業(yè)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體現(xiàn)著他們的利益，甚至標志著他們地位的攀升。諮議局和自治局給了他們上干朝政，下斷鄉(xiāng)里的權力，而他們的子弟又紛紛進了學堂或者出了洋。雖然大家都知道從新軍到新學堂，里面凈是革命黨，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紳士卻在庇護。那些在內地活動的革命黨人，除了那些鋌而走險的，有幾個沒有受到過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紳士的庇護呢？實際上隨著新政的推進，紳士已經將革命與學習西方看成是一類的事情，他們明知道學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卻聽任其將自家的子弟教得離經叛道。我曾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jié)，在革命真的到來之際，學堂的師生幾乎都沖到臺前，鄉(xiāng)紳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學堂的學生是“懂革命的”，樂意將他們推到臺前，哪怕那些學生僅僅還是些不諳世事的娃娃。

盡管我們說紳士階層是歷代王朝的支柱，但每當大廈將傾之際，他們總是比別人更早地棄樹而去，將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圍之內。晚清時節(jié)當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紳士們自以為手頭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們手中的求新事業(yè)，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此還不甚了了，但他們相信那是已經被西方證明具有魅力的東西。

這也許就是紫金的鄉(xiāng)紳鐘榮山毫不猶豫地選擇庇護學生對抗防營的真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