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不是一個缺乏制度或者制度建構能力的國度，但從販夫走卒到將相王孫，大家對于統(tǒng)治者的個人品質和能力以及他們的行為還是看得比什么都重。中國所謂的“人治”傳統(tǒng)，不僅僅是制度意義上的，更重要是習俗和人們意識上的。人們制定了制度，卻習慣于眼睜睜地看著制度被強人糟蹋。相對而言，社會宗法制度倒是要比政治制度對人的約束力強一些。歷史上從來就不乏凌駕于政治制度上的人，但想要將宗法禮俗踩在腳下則難到不止上青天。政治制度其軟如棉，人治的傳統(tǒng)的強固似乎可以從三個方面找原因，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缺乏嚴格的程序和詳盡的操作規(guī)則，技術上存在著看似無關緊要，但實際上非常關鍵的缺陷，用黃仁宇先生的話來說就是達不到以數(shù)字來管理的程度。同樣的事情，不同素質稟賦的人來辦，往往結果會非常不一樣，好的結果與壞的結果往往取決于制度中人的個人努力，人亡政息是政治過程中常見的現(xiàn)象，特別對于君主來說，更是如此，有什么樣的君主就有什么樣的政治。二是政治制度對于君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制約機制，除了那些傀儡之外，君主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中，都是最終的立法者，幾乎沒有什么君主不能改變的制度。傳統(tǒng)社會中能對君主起制約作用的因素往往不在制度之內(nèi)，比如道統(tǒng)、道德、宗法禮俗等等，反過來政治制度往往還得依靠這些因素來說明自己的合法性。三是幾千年農(nóng)業(yè)社會的生活倫理的影響，生產(chǎn)操作程序個人化，過于推崇熟能生巧，勤能補拙。這樣的文化氛圍，既影響到人們的政治評價，也影響到政治運作的本身。

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老百姓對“人治”實際上有著相當恒定的基本期待，他們心目中的明君和清官，一要公正，二要持重，三要勤政。三條沾上其一，往往都會贏得相當不錯的口碑，如果再能加上一點聰明，那么幾乎就是圣明了。清朝的雍正皇帝其實滿打滿算也尋不出多少政績來，又沒有什么才情，但有人只抓了一個“勤”字大做文章，就引得全國的電視機為此鎖住了頻道。如果再在聰明上面加一點武功，手下的人能打上幾個勝仗，那么簡直就意味著雄才大略，千古一人。相反，那些有著創(chuàng)制大動作的皇帝甚至他們的王朝往往都沒有好下場，秦與隋都是二世而亡，留下千古罵名。王安石變法雖然在我們現(xiàn)在的教科書上是一朵花，但當時的老百姓卻將“拗相公”（王安石）罵得狗血淋頭。

說到這里，我們其實應該明白為什么偏偏清朝的皇帝招人喜歡了。這樣一小群持重而且肯吃苦的皇帝，的確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老百姓主要是漢族百姓的心理，經(jīng)過“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劫難的人們，終于發(fā)現(xiàn)雖然不得不丟掉頭頂?shù)拿l(fā)，腦后要留下辮子，但日子卻要比漢家自己的皇帝治下更穩(wěn)定，更少來自官方的騷擾（清代攤丁入畝的賦稅政策進一步減少了征收環(huán)節(jié)與手續(xù)，從而減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可能，而禁止胥吏隨意下鄉(xiāng)的規(guī)矩，即使下而遵行得不好，也多少可以使農(nóng)民少一點滋擾），很快就進入了“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至于借文字獄殺掉幾個知識分子的頭，借修四庫禁掉一批、改亂一批書，毀掉了那些修史以寓褒貶申春秋大義的妄想，自然也打掉了士大夫道統(tǒng)代言人的自負，從此讓他們規(guī)規(guī)矩矩地尋章摘句。“萬馬齊喑”哀固哀矣，但所有這一切，對于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又有什么關系呢？即使我們是清末反滿志士的后代，也不得不承認，在歷朝歷代中，清代的賦稅即使不算是最輕的，也是最輕的幾個朝代之一，農(nóng)民受到的官方干擾也最少（至少在清代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是這樣的）。有清一朝，擁有著歷史上最低眉順眼的士大夫，對于高高在上的滿人皇帝，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臣”（滿人則自稱奴才），但卻是“臣妾”，連做焦大，犯顏死諫的權利都沒有，在英明的乾隆來看，這種臣子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所謂“逞已之能，彰君之惡”。遍翻清朝檔案，我們很少能看到痛快淋漓、犯顏逆鱗的奏章，四品以下的官員，甚至連上書的權利都沒有。

清朝畢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王朝。中國人進入近代，恰恰趕上了這樣一個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的王朝，趕上了這樣一個過于持重、也過于保守、皇帝卻特別勤快的王朝。這對于那些特別西化和特別中化在乎夷夏大義的知識分子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非常別扭的境遇。為了對付外部的異族壓迫，先要打倒內(nèi)部的“異族”，而推翻滿清咸與共和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面臨的其實是和前任一樣的困局。清末的革命黨人靠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喚起的民族情緒，顯然后勁不足。晚清時節(jié)，由于歷史上固有的王朝末年的種種弊病，清朝的形象雖已在老百姓中大壞，但他們改朝換代的沖動卻也不大，明末老百姓拼死抗爭不樂意要的辮子，到了這個時候反而哭哭啼啼地不愿意鉸了，甚至連相當多的漢族士人對“異族”皇帝也死活恨不起來。這些人順從革命，到底更多的是出于對革命的向往，還是意識到世界的大勢所趨？還是依歷史上朝代更迭的規(guī)律，認為這個朝代已經(jīng)二百多年，氣數(shù)已盡？真是個說不清的事。那個先是蹲在紫禁城后來又被馮玉祥攆出宮的小皇帝，即使當了十幾年的漢奸（或者滿奸），人們對他依然是同情大大多于嫌惡，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嫌惡?？磥?，辛亥革命不僅跟農(nóng)民群眾脫節(jié)，甚至與相當多的士人也脫節(jié)，清王朝雖然可以倒臺，但革命卻難以成功，袁世凱的劫收，實際上是大勢所趨。后來的復辟反復辟，打打殺殺，全國通電，其實只是上層的政治斗爭，很難說誰得到了老百姓的擁護。所有的事件，在鄉(xiāng)野、在市井，至多不過是茶館閑人的一點談資而已，能吹皺一池春水，讓魯迅筆下的七斤和七斤嫂慌上那么一小會兒已經(jīng)很不容易了。

清朝走了一百多年了，其實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