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28年，毛澤東率部在井岡山打游擊。那時，他們經(jīng)常神出鬼沒地打土豪劣紳。一次，毛澤東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國演義》一類的書，因為他實在想重新閱讀一下。可一位農(nóng)民卻告訴他：“沒有了!沒有了!昨天共了產(chǎn)。”毛澤東聽了，只得遺憾地作罷。〔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第196頁。另，參見孫琴安：《毛澤東和中國文學》(未刊稿)。〕

不久，毛澤東的書簍里多了一套他愛不釋手的書。那是他的部隊在攻打井岡山附近的茶陵縣高隴圩時，闖進了譚延闿的老家。譚延闿曾是清末進士，后來出任湖南省都督、湘軍總司令。在譚家的藏書中，毛澤東得到了一套《三國演義》。雖說他早年多次讀過《三國演義》，可眼下再讀，卻別有新意，從中可以學習許多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所以，毛澤東曾說：“這真是撥開云霧見青天，快樂不可言。”（葉永烈：《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頁。）

據(jù)賀子珍后來回憶：1929年前后，在井岡山的艱苦生活中，讀書也許是毛澤東最大的樂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裝著一本書，有點空閑就拿出來看。所以，后勤部門為他做服裝，都根據(jù)他的意思，把衣服的兩個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裝書。他博覽群書，什么書都愛看。他讀過幾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歡李白、陸游等人的詩詞，不但熟悉他們的作品，而且喜歡逐篇進行評價。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他最喜歡《紅樓夢》、《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每種都看過好幾遍。他的記憶力很好，看過的書都記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東西，加以應(yīng)用。

后來，賀子珍聽說有人詆毀毛澤東，說他指導革命不是用馬列主義，而是用中國的舊小說《水滸傳》、《三國演義》。賀子珍毫不客氣地反駁說：“這種說法不對!我們的黨領(lǐng)導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作指導的。那時候，馬列的書翻譯過來的不多，尤其是我們在偏遠的山區(qū)，能夠看到的就更少了。記得當時在井岡山上，只有少數(shù)幾本馬列的書：《共產(chǎn)黨宣言》、《共產(chǎn)主義ABC》等，毛澤東讓用油印機印出來，發(fā)到各個連隊學習。他還盡最大的努力普及馬列主義知識。他同軍隊中的政工干部，經(jīng)常輪流到各個連隊講課。當然，毛澤東是很熟悉中國的歷史的，常常引用歷史上的一些典故，作為工作的借鑒。古代的文學作品，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來借古喻今。這些發(fā)生在古代中國土地上的事例，能夠為中國的革命所用，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嗎?有什么不對呢?”（王行娟：《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頁。）

1930年5月，毛澤東作江西《尋鄔調(diào)查》。他在“尋鄔的文化”一節(jié)中寫道：

女子可以說全部不識字，全縣女子識字的不過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縣文化因交通與廣東的影響比北半縣更加發(fā)達，依全縣人口說，約計如下：不識字百分之六十；能識字百分之四十；識字二百個，百分之二十；能記賬，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國，百分之五；能寫信，百分之三點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學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學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學生五百人，大學生三十人；出洋學生六人，秀才四百人，舉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數(shù)，是每一項對于人口總數(shù)的比例。） （《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