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桓范（?～249年）在《世要論》中正式提出德刑“相須而行，相待而成”后，“道生法”，“以法治國”以觀念被國人逐步拋棄，用儒家標準衡量法家，所謂的外儒內(nèi)法、儒法結(jié)合成了中國政治精英的主導治國理念——儒家有如病毒在理論和實踐上牢牢控制了中華文明有機體。

經(jīng)歷一次又一次的大屠殺，黑暗時代的中國亦出現(xiàn)了李世民、康熙這樣流著外族人鮮血、以法治國的人物，他們曾給中國帶來了短暫的輝煌。這些法家人物為什么不能恢復中國大黃金時代的光榮呢？熱愛中國、深深了解中國歷史又對中國文明徹底失望、極力主張西化的柏楊（他說過：“你就是掐著我的脖子，我還是要叫嚷：‘絕對崇洋’”）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人史綱》中他將之總結(jié)為以下兩點：

一、佛教的傳入，使人認為痛苦是命中注定、無法避免的，但它卻是來世歡樂的種子。反抗暴政、反抗侵略和追求幸福真理的意志普遍消沉。

二、儒家學派的主流理學興起，士大夫階層的結(jié)構(gòu)更為堅固，他們運用政府的和禮教的力量，阻止任何改革，使公孫鞅于紀元前4世紀時造成的因改革而突飛猛進的奇跡不能再現(xiàn)。中華文化已進入老境。（柏楊，《中國人史綱》，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