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朗格盧瓦過去這樣生活

如果仿照大仲馬獻給偉大的英國演員金恩的戲劇名，理查德·魯?shù)碌倪@本書可以取名為《亨利·朗格盧瓦，混亂與天才》。

這位法國電影資料館創(chuàng)始人去世后幾個月，一位舊金山影迷對我說：“法國人確實沒有寫作傳記的天分；如果亨利·朗格盧瓦是美國人，那么書店里早已擺出三本有關(guān)他的書了?！?

這句評語適用于電影，同樣適用于文學。如果我們想了解馬塞爾·普魯斯特的生活，就必須去看英國人喬治D·佩因特為他寫的傳記；如果我們想知道誰是柯克托，就必須參考美國人弗朗西斯·斯蒂格馬勒的著作。

大多數(shù)法國作家是教師出身，很少是新聞記者出身，相比起只說事實，不加評論的傳記寫作，他們更喜歡發(fā)表論文，因為這樣可以為他們的職稱晉升增加砝碼。然而，沒有什么比藝術(shù)理論著作衰老得更快了，大概因為這些著作都以某些思想為依據(jù)，而這些思想相互繼承，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排斥--就像一個釘子把另一個釘子擠掉一樣。因此，人們對這些著作的興趣轉(zhuǎn)瞬即逝，就像長裙短裙交替頻繁的時裝潮流那樣是季節(jié)性的。

因此，所有走近過，喜愛過，質(zhì)疑過亨利·朗格盧瓦的人都會感激理查德·魯?shù)?，因為他扮演了調(diào)查員而不是教師的角色，他穿上了山姆·史佩德或菲利普·馬羅的腳鐐，而不是阿貝爾·蒂博代的軍靴，他讓一個性格像狄更斯筆下的人物那么矛盾而鮮明的人物復活了，這是一個吝于付出友情的人，一個會因為任性、懷疑或“直覺”而收回友情的人。

在影片《阿卡丁先生》（ConfidentialReport）中，奧遜·威爾斯扮演的格里高利·阿卡丁描述了他的一個夢：當他漫步墓園時，他發(fā)現(xiàn)有些墓碑上顯示的兩個年份非常接近：1919-1925或1907-1913。他就問守陵人：“這里的人年紀這么小就夭折了？”“不”，守陵人回答說，“墓碑上刻的是一段友誼持續(xù)的時間?！?

的確，即便一段友誼維持了很長時間，而且沒有被背叛，我們也只能陪伴所愛的人度過他生命中的某段歲月，只能陪伴他走過人生的某段旅程。人物傳記有時不僅讓我們更了解傳記主人公，也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因此，隨著年紀的增長，閱讀傳記會帶給我們越來越多的感動。安德烈·巴贊在不惑之年離開了我們，雖然我在他身邊生活了--或者說我陪伴他走過了--十年，但直到達德利·安德魯為他而寫的傳記問世，我才知道巴贊生命的前三十年是怎樣度過的。

因為理查德·魯?shù)?-雖然他的朋友朗格盧瓦堅持認為他是英國人，我和很多歐洲導演還是把他看作我們的美國朋友--的這本傳記，一層面紗，怎么能說是面紗呢，一席保存完好的厚厚的神秘幕布升起了，法國電影資料館創(chuàng)始人走了出來，他是一個自然而又古怪的人，一個神奇的人，一個著迷的人，一個固執(zhí)的人，一個“強迫癥患者”。

和所有“強迫癥患者”一樣，亨利·朗格盧瓦把世界、人和事一分為二：一類是對電影資料館有利的，一類是對電影資料館不利的。即使你和他已有十年交情，他也不會浪費時間詢問你和你家人的健康狀況，因為他對“健康”和“家庭”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就是，健康就是電影資料館的健康，家庭就是電影資料館這個家庭。但他也有對人熱情的時候，只要我們愿意搭上他那趟正在行駛的交談的列車，更確切地說，這不是交談，而是與某個陰謀有關(guān)的自言自語，而他也不在乎對方是否明白他所說的那個陰謀。舉個例子：“你好，亨利，一切都好吧？”“很不好。因為委托書的事，瓦盧瓦街想取消3月17日的集會。但我已經(jīng)回復監(jiān)督員帕凱了：如果部長不重視7月23日的決定，我就封鎖古塞爾街，召集分委會成員，給他們宣讀國際電影資料館聯(lián)盟針對洛迦諾宣言第35乙條決議起草的諾瓦克報告，我還要讓維克多告訴Bascafe3月11號我們不會采取4·29行動。”

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他的不知所云，習慣了不去提問，就像一個不懂視唱練習曲的人茫然地看著樂譜，我們已經(jīng)能理解這種偏執(zhí)狂似的滔滔不絕，這些神秘莫測的表情，我們因此而打趣他，直到1968年2月。

1968年。十年來，法國一直被一個專斷而保守的老頭統(tǒng)治著。已經(jīng)接受或忍受了貝當元帥統(tǒng)治的人對此似乎司空見慣，但戰(zhàn)后出生的法國年輕人卻無法忍受這一切。在戴高樂將軍統(tǒng)治的法國，公民年滿二十一周歲才有選舉權(quán)，然而法國正一步步地被美國化，強尼·哈里代這位年僅十九歲的歌手還未服兵役就已經(jīng)是國家的榮耀了。

當戴高樂政府指責亨利·朗格盧瓦，企圖把他從他親手創(chuàng)辦的電影資料館開除出去時，巴黎的大街小巷擠滿了憤懣的群眾，全城刮起了一股抗議浪潮。若干年后，我們再回首時，會發(fā)現(xiàn)支持朗格盧瓦的游行示威預示了68年的“五月風暴”，就像電影預告片介紹即將上映的大片一樣。

的確，在1968年2月15日“電影資料館的孩子們”舉行的首次游行之后，我們看到，在接下來的示威行動中，不滿的人群中不斷增加新面孔，他們是信奉毛澤東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大學生，其中一部分人日后都成了名人。他們的領(lǐng)頭人物加入了我們的隊伍，他們在觀察，很可能在批評我們面對政治的不嚴肅態(tài)度。我再一次看到達尼埃爾·科恩-邦迪蹲在古塞爾街的路燈上，指責我們過早地驅(qū)散示威人群，而我們的一名“同志”因為向一位共和國保安隊隊員的臉上吐口水而被警車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