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把弟弟由拘留改為拘捕

周秉德在西安時，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讓她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父親也被卷入這場災難的漩渦；更讓她猜不透的是，伯伯在審查父親的報告上，親自將“拘留”兩個字改為“拘捕”。

記者：雖然你們是周恩來的親戚，“文革”中您父親還是未能幸免于難。據(jù)說有人檢舉您父親參加了一個反革命的聚餐會，并被拘留、審查長達7年半。

追尋父親的足跡

——采訪毛澤東的兒媳邵華

采訪時間 2004年4月

采訪地點 北 京

采訪對象 邵 華 毛澤東的二兒媳、毛岸青的夫人

采訪記者 董雅麗

邵華，毛澤東的二兒媳，少年時便常常伴在毛澤東的左右。2001年，她出版了散文集《毛澤東之路——追尋父親的足跡》，60篇文字記述著她對父親的回憶和懷念。2004年4月，邵華接受了我們的采訪。

毛澤東，當他在中國革命中艱難前行時，他的家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6個小兒女或夭折或失散，6位至親的人獻出了生命。邵華講述著關(guān)于這個偉人家庭的風雨往事，帶我們走入毛澤東的情感世界。

童年：悲苦的記憶碎片

邵華，并不姓邵。光環(huán)之下眾所周知她是毛澤東的兒媳，但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的另一個兒媳劉思齊卻是她同母異父的姐姐，更鮮為人知的是她與眾不同的傳奇身世。

記者：眾所周知，您是毛澤東的兒媳。聽說您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您母親張文秋是1924年的老黨員，您父親陳振亞是平江起義跟著彭德懷上過井岡山的老紅軍，走過長征路，曾經(jīng)被敵人炸斷過一條腿……聽說您在剛剛咿呀學語時，就和父母一起輾轉(zhuǎn)奔波，被投進監(jiān)獄，還經(jīng)歷了親人離散、父親被殺等種種刻骨銘心的痛楚……能具體談談您的身世嗎？

邵華：我母親參加過1919年的五四運動，后來在董必武、陳潭秋，還有惲代英這幾位老師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且也找到了革命和愛情的伴侶，生了一個女兒，就是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劉思齊，后來改名劉松林。但不幸的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我姐姐的父親和我母親被捕入獄，我母親沒承認是共產(chǎn)黨員，后來被營救，而我姐姐的父親就被殺了。

以后好幾年我母親都在上海做地下黨的工作，后來1937年組織安排她回延安，我母親和我的親生父親陳振亞就是在去延安的途中相遇認識的。一路上他對我母親和姐姐非常照顧，后來他們就相愛結(jié)婚了，所以我就出生在延安。當時我爸爸看到大人小孩雙雙平安，就給我取了個乳名——安安。后來我母親對我爸爸說：“咱們改改傳統(tǒng)吧，讓安安隨母姓，怎么樣？”我爸爸說：“姓名不過是個符號，安安姓陳，或姓張，都是我陳振亞的女兒！就姓張吧，取名少華。”

我父親在長征中負傷后，當時中央軍委決定，我父親和其他幾個同志一起，經(jīng)過新疆到蘇聯(lián)去休養(yǎng)、學習。結(jié)果這次新疆之行，卻成了我童年最為痛苦的回憶……

一個在新疆，一個在上海，雖然天各一方，但邵華的童年與毛岸青的童年同樣地悲慘。那陰暗可怖的森森高墻，那段浸透血和淚的苦難歲月，也許正是相同的體驗，在冥冥中讓兩個飽經(jīng)磨難失去親人的革命后代走到了一起……

記者：聽說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倆的童年特別苦，他們曾經(jīng)在上海灘流浪過一段時間，靠自己在外頭幫人家推黃包車，賣報紙，撿香煙頭然后去賣，這樣勉強度過生活。他們跟街上的流浪兒童沒有什么區(qū)別。流浪中，岸青遭人毒打，頭部受傷，留下了終身的病痛。岸英才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就堅強地面對這一切磨難……您和毛岸青同志的童年都是相當悲慘的，我們不忍心觸動您最脆弱的神經(jīng)，但這個話題又難以回避……

周秉德：發(fā)生這事時是1968年，當時我還在西安。我伯母就派我15歲的小妹妹秉建坐火車到西安給我送信，我妹妹來了見我就哭，然后拿出伯母的信。信中就說：這個事情到底是什么問題，一切等待審查以后的結(jié)果。要相信群眾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最后總會有一個正確的結(jié)論。同時你們要劃清界限，不管什么情況，你們要跟著黨走，不能猶豫。

我覺得我父親不可能參加什么反革命聚餐會，因為他的哥哥是咱們黨的一位重要領(lǐng)導人，他一直很欽佩自己的兄長，怎么可能去參加反革命的聚餐會？！我不相信。但是又覺得既然有群眾檢舉，就看有什么根據(jù)，聽黨的審查和結(jié)論吧！黨組織這樣對待他，我們只能去服從，不能去鬧，不能去干涉。也沒有辦法干涉，只能聽從組織的最后審查結(jié)果。

后來才知道是江青搞的鬼。當時我父親跟王光美的一個哥哥王光琦，還有其他兩個人他們四個在政協(xié)參加學習委員會。幾個人很談得來，就輪流坐莊到外面去吃一頓飯，打打牙祭，如此而已，沒有其他政治上的活動。

記者：據(jù)說您父親被陷害后，當時“劉少奇專案組”特別將此事的報告送謝富治和周恩來批示。周恩來將謝富治批的“拘留”改為“拘捕”。他們?yōu)槭裁催@樣做？

周秉德：我想他們是在故意為難伯伯，給他出難題，好抓他的小辮子。如果他保護我父親，那他就是包庇反革命小集團、包庇親弟弟，就有這樣的罪名了，江青他們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所以根據(jù)當時情況我伯父不能去救我父親，他也不可能去搞清楚問題，那就只有把我父親拘捕起來。

后來在1982年，我伯母把我們?nèi)艺僭谝粔K開會，把這件事也給我們講了。當時伯伯用意是好的，衛(wèi)戍區(qū)把他拘捕起來，就不會被紅衛(wèi)兵弄去亂打亂鬧，后來想想，實際上伯伯一方面顧的是大局，當然不會去包庇。另外，就是一種保護措施，把我父親與紅衛(wèi)兵隔離起來。拘捕的話至少放在一個正規(guī)的一個司法單位里面，一個部隊里面，有什么事你先查，但是人是安全的。紅衛(wèi)兵也可以去審他，但是父親平常的生活都在衛(wèi)戍區(qū)里，這樣應該是更好一些，應該是更安全一些吧。

“我從沒想過伯父會回不來”

周秉德當時未曾料想，就在她回到北京的時候，她的伯父周恩來實際上已經(jīng)在死亡的邊緣；但在當時，即使是作為周恩來的家里人，周秉德和其他人一樣，無法確切得知一國總理的真實病情。

記者：1972年，總理積勞成疾，病倒了，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進醫(yī)院。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聽說他住了院以后，“四人幫”控制著當時的所謂黨中央，除了您伯母以外，不經(jīng)中央文革批準，不許任何人去接近他。您最后一次見伯父是什么時候？

周秉德：他住院是1974年6月1號。在此之前一天，5月31號還專門把我找去吃午飯，談了談工作、孩子、家庭等等。談話中告訴我，他要去住院了，以后見面機會很少了，要我注意，各方面要繼續(xù)努力等等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