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了這個消息我當時還特別高興，我沒想到，他這么忙的人還有機會住院。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那么嚴重的癌癥。我想他住院療養(yǎng)一段，幾個月以后，或者一小段時間吧，就能夠出來繼續(xù)戰(zhàn)斗了，繼續(xù)革命了，繼續(xù)工作了。我總是這么想的，所以當時也不以為然。談話中，他還專門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兩張照片送給我，是一年前他與七媽分別在大寨虎頭山上的彩色照片，我仍未覺察出什么！后來回想，實際上那是伯父跟我作一次告別！

記者：也就是說當時您并不了解伯父的病情？

周秉德：我就不了解，別人也不是都知道的，對于他的病情一直是很保密的，但是后來在社會上有流傳，可是流傳的人以為我已經(jīng)知道，也就不必要跟我們講，所以反而我們就被蒙在鼓里。他住院以后，我要去醫(yī)院探望，但伯母說，除伯母外的其他人想見他，必須經(jīng)過“文革”領導小組的批準才可以見。我想我一個小人物，哪敢去驚動、打攪“文革”領導小組呀？！

這樣又過了將近一年，1975年的5月20號中午，我接到伯母的電話，說：“秉德啊，我告訴你，你不是想看伯伯嗎，他今天下午要回西花廳，你有機會，請個假，你回來看看，好不好？”

當時我正在上班，就請了假，騎了個自行車，從阜外大街一直騎到西花廳?？匆姴M來的時候，人很瘦很瘦，但是服裝仍筆挺整潔，眼睛還是挺有神的。但他人瘦得很，皺紋又增加了很多，頭發(fā)又白了很多，老年斑也多了好幾片，走路也大不如以前那么有力了，但是他興致還是蠻高的。我們看到他都很高興，一塊聊聊天，聊到最后，我就說：“伯伯，我跟你一塊照張相吧。”我伯伯說：“你看有這么多的叔叔、秘書、醫(yī)務人員都在這兒，咱們改天吧。”

我非常遺憾，至今一直沒有跟伯伯拍上這張最后的照片。

后來不到一個月，6月15號，我伯母又打電話說今天伯伯又要回來了，我們可以到西花廳看他。

當時是禮拜天，我正在給我愛人的一個幾十年沒見面的老同學做飯，一塊聊聊天什么的。我一想，不到一個月他又可以回家，那以后回家的機會肯定很多，因此我就說，下次去吧，就沒去。沒想到這成了我終生最悔恨的事，我再也沒有見過伯伯！真的，我從來就沒想到伯伯會回不來！后來我有很長時間不敢想這件事，只要一想，后悔、自責、內疚的心情就無法控制。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世界為之震動。130多個國家和政黨領導人先后發(fā)來唁電、唁函，向中國共產(chǎn)黨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對周恩來為中國、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作出高度評價。在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由會議主席提議，全體代表起立，為周恩來默哀。聯(lián)合國大廈下半旗志哀。當時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別的國家都是國家元首才可以降半旗，他只是一個國家的總理，怎么可以給他降半旗呢？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就說，如果哪一位總理也像周恩來這樣，做了26年的國家總理，一生只有一個夫人，他在國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如果哪一個總理做到這一步，我們都可以給他降半旗。

1976年1月9日凌晨，出差在上海的周秉德忽然聽到了廣播里的哀樂，他親愛的伯伯去世了，這個毫無征兆、毫無預料的噩耗猶如晴天中的一個霹靂，幾乎使她當即暈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