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跟父親分別的時候您還記得嗎，情況怎么樣？

賀黎明：當時我沒把這個事情看得特別重要，但是我覺得他們老兩口有感覺。因為我記得我媽媽給了我一張支票，一個600塊錢的存折。我說我拿這個錢干什么？母親非要給我，她可能已經(jīng)感覺到“文化大革命”的這種殘酷性，然后父親就把他戴的一塊表，摘下來要給我哥哥。我哥哥說，你自己留著吧。沒當回事，我還說：爸爸媽媽再見。

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我們就走了。結(jié)果這600塊錢在“文化大革命”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從那以后父母就跟我們分開了，就失去聯(lián)系了。

后來我到陜北插隊，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是被跟蹤、被監(jiān)視的，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那時已經(jīng)不姓賀了，我姓李，叫李紅，我姐姐叫李列，我哥哥叫吳亮，不能叫賀鵬飛，因為那時賀鵬飛在北京很有名氣，我們就叫他胖子、老胖子。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我們家孩子都是叫他胖舅。

記者：后來再得到父母的消息是什么時候？

賀捷生：通知我們認領(lǐng)骨灰，我們就去了八寶山，換骨灰盒，然后就說是把它存放起來。直到1975年骨灰安放儀式的時候，那時總理已經(jīng)得了癌癥，鄧媽媽在休息室里跟我媽媽說：“薛明啊，總理身體不好，他今天就不來了?！钡菦]過一會兒總理就出來了，是帶著搶救小組來的。很遠就聽見總理叫我媽媽的名字，抱著我媽媽就哭，說他沒有保護好我們。

賀黎明：父親去世時我根本不知道，因為我到延安去農(nóng)村插隊了，在志丹縣的窯洞里。當時跟哥哥姐姐只不過是書信來往，那時候不能打電話，我們也沒有錢來支付這個電話費，就是靠寫信，后來我覺得我姐姐給我寫信老是話中有話，說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不要靠別人。我就問怎么了，到底發(fā)生什么事情了？

其實那時候父親已經(jīng)去世了，最后大概是被我問的，姐姐就寫信告訴了我。說他們已經(jīng)到301醫(yī)院見過父親了。

“文化大革命”中賀龍的子女經(jīng)受了無數(shù)的磨難。父親曾給他們的教誨，是他們艱難歲月中的支撐。面對種種逆境，他們從沒畏縮，從沒低頭。當風雨過后，有人問起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中種種屈辱的看法，他們說，我們?nèi)詿釔畚覀兊狞h，熱愛我們的國家，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這是父親一生的信條，我們不可能背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