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的中國第一代企業(yè)家朋友們一樣，趙新先曾是歷史的書寫者，當他突然成為歷史大潮的裹挾者時，個人力量的渺小就變得一目了然。因其突然，陷身其中者才會無限遐想那些可能改變方向的誘人的偶然性：比如，如果不是史美倫，如果某媒體不作公開報道（事實上，趙對率先捅出三九負債百億報道的某媒體仍耿耿于懷），如果銀行網開一面。盡管事實的確是其后證監(jiān)會再未掀起類似強度的"風暴"，史美倫也的確是在趙新先2004年被國資委宣布退休后卸任，但對歷史進行假設仍然是幼稚的。當然，對一位無望從頭再來的老人，它是有效的安慰劑。

對史美倫突然發(fā)難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趙新先現在并無嗔怪。趙認為，企業(yè)發(fā)展有高潮，有低谷，"很正常"，在他退休前，三九只是在經歷"低谷"而非"垮臺"。他也不認為三九的多元化擴張有什么不對，他認為多元化是"亞洲企業(yè)的共同選擇"，日本、韓國乃至我國臺灣、香港的著名企業(yè)概莫能外。他甚至指出，啟動大龍健康城項目正是走出低谷、重振三九的關鍵舉措之一，如非銀行停貸擠兌，前途未可限量。

歷史承認假設與否，都止于企業(yè)經營成敗的探討，與趙后來所得的罪罰并不直接相干。趙新先如何在退休一年多后突然"獲罪"，而且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輕罪，"仍是一個待解之謎"。一位三九前員工認為，媒體報道指出的"三九財務管理混亂"并非夸大其詞。趙退休前，審計署查了大半年，"要找出十萬、二十萬元的漏洞并非不可能"。

趙則堅持認為自己獲罪是遭到了三九繼任者的陷害，是"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誣告者"以趙在大龍健康城項目上有一億港元收購資金去向不明使趙被調查，但查來查去"這筆錢找到了"，結果檢方只能以趙收購健康城項目"濫用職權"收場。趙的說法中，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意思。但如將其治罪完全歸于"個人陷害"、"為了滿足個人利益"似乎也很難自圓其說。

趙新先與國資委"交惡"也是一種推測。2003年下半年，三九集團債務危機爆發(fā)后，趙孤注一擲，在多個場合提出國資委注資三九的要求，解決國有出資不到位的問題，同時又批評國有企業(yè)激勵機制長期不到位的積弊，希望能借注資之際就勢明晰三九現有產權的歸屬。

2003年11月，趙新先在搜狐網與網友聊天，有云："我認為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激勵機制，年薪制不是根本，一定要從體制上、股權期權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上市公司的老總，承擔了法律責任、政治責任、經濟責任，但是他所得到的是跟企業(yè)效益不掛鉤的回報，太不公平了。上市公司所有的管理都到位了，所有的責任都到位了，就是這個激勵機制不到位。也就是我們現在仍然是只讓馬兒跑不讓馬兒吃草。最重要的是要解決馬兒吃草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