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末，陜西寶雞地區(qū)流傳著一首民謠：“黨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閻王；活閻王指揮窮人把寶挖，抬腳動手把人殺。斗雞挖寶八個月，真把百姓害了個扎！”

“黨拐子”就是斗雞臺盜寶案的主謀者和指使人黨玉琨。黨玉琨是陜西富平人，因走路時一只腿跛，故被當(dāng)?shù)厝朔Q為“黨拐子”。他從幼年時起便不學(xué)無術(shù)，厭讀詩書，也不愿從事家務(wù)和生產(chǎn)勞動，整天和一幫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賭，無惡不作。他在青少年時期就開始四處游蕩，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當(dāng)過學(xué)徒，見過不少文物，并經(jīng)過一些古董商的點撥，久而久之便成為此中行家，尤其善于識別銅器。他為人狡黠奸詐、刁鉆善變，尤其喜歡聚眾賭博。黨玉琨生性頑劣，動不動就與人爭斗，殺人越貨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家常便飯。他的那條跛腿，就是在與人爭勇斗狠時被對手打傷留下的。

后來，黨玉琨發(fā)現(xiàn)軍閥們都有著強大的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實力，便決定從戎。最初，他投靠的是盤踞在陜西鳳翔一帶的地方軍閥、靖國軍首領(lǐng)郭堅。黨玉琨從一個小兵做起，因他十分精于鉆營之道，懂得怎樣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較受郭堅的賞識，很快升任了排長、連長、營長、團長等職。但好景不長，1921年8月，馮玉祥整肅陜西軍閥，郭堅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軍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馮玉祥委任為該軍頭領(lǐng)，帶兵駐守鳳翔。

黨玉琨頓時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殘兵敗將逃到陜西醴泉縣駐扎。不久，李寺奉命東調(diào)，留守鳳翔的地方軍隊之間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黨玉琨便乘虛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轉(zhuǎn)鳳翔。為了壯大聲勢、顯示威風(fēng)，他就自封為“師長”，號稱“司令”。

此時黨玉琨在鳳翔的統(tǒng)治并不穩(wěn)固，被他所打敗的那些軍隊經(jīng)常向他反撲，他還面臨著更大的軍閥將他兼并的威脅。臥榻之側(cè)，豈容他人鼾睡？為了擴張勢力和鞏固地位，黨玉琨開始瘋狂斂財。但是無論他想盡何種辦法，所得的財物都十分有限，令他傷透了腦筋。素有“古董癖”的黨玉琨當(dāng)然知道文物的重大價值，明白古董的實際用處。他搜羅文物，無非就是兩個目的——經(jīng)營人脈、換取資金購買槍械，為他獨霸一方撈取資本。

當(dāng)時，斗雞臺地方有一個名叫楊萬勝的鄉(xiāng)紳，平日橫行鄉(xiāng)里，惡貫滿盈，民憤極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煙稅款，更加激起了當(dāng)?shù)剞r(nóng)民的義憤。一些農(nóng)民聯(lián)合起來告發(fā)他的罪行，并有人揚言要將他暗殺，為民除害。

楊萬勝不由大為恐慌。他找黨的馬弁（biàn）、自己的同鄉(xiāng)張志賢給他說情，開脫罪責(zé)。之后，做賊心虛的楊萬勝得知黨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處尋寶，為了尋找靠山，也為了感謝張志賢，即向張志賢透露說：

“戴家灣村后大溝里，靠崖處有幾個洞，洞里有古董。在洞內(nèi)只要動一動镢頭，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寶物，隨便賣個幾十、幾百大洋都是平常事。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發(fā)個大財。”

張志賢聽了楊萬勝的一番奇談后，感到這是討主子歡心的好機會，于是向黨玉琨提供線索說：“在戴家灣村北的一個窯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輕輕一刨，就能刨出文物?！秉h玉琨聽了這一報告，異常高興，預(yù)感到自己大發(fā)橫財?shù)臅r機來了。為探明虛實，1927年春黨玉琨親自到戴家灣村進行勘察。經(jīng)過緊鑼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一場大規(guī)模的盜寶行動便在當(dāng)年秋收后開始，盜寶指揮部就設(shè)在楊萬勝家里，在挖寶行動開始后，黨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時，也都住在楊萬勝家中。

在對情況有了一個詳細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黨玉琨決定馬上行動，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盜寶方案的腹稿。隨后，他下令找人作計劃，并據(jù)此選定合適的人員執(zhí)行其盜寶任務(wù)。其具體安排如下：任命駐扎在寶雞縣虢鎮(zhèn)的旅長賀玉堂為挖寶總指揮；委任鳳翔“寶興成”錢莊總經(jīng)理范春芳為現(xiàn)場挖掘總負責(zé)人，此人曾在漢口市坐過莊，買賣古董頗有門路；派遣衛(wèi)士班長、綽號“大牙”的鳳翔人馬成龍及柴官長、張福、白壽才四人為監(jiān)工頭目，下有監(jiān)工員多人，柴官長、張福、向壽才均為寶雞縣人，非常熟悉該地的風(fēng)土民情，對開展挖寶工作是極為有利的。另外，還聘請寶雞當(dāng)?shù)匾粋€有名的古董商鄭郁文做秘書（人稱“挖寶先生”），此人的實際任務(wù)是做挖寶的現(xiàn)場指導(dǎo)員，負責(zé)對挖出的各種文物進行整修、鑒定和分級定價；劣紳楊萬勝起了不小的作用，當(dāng)時盜寶指揮部就設(shè)在他的家里，在挖寶行動開始后，黨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時，也都住在楊萬勝家中，由其負責(zé)接待。

黨玉琨將以上負責(zé)盜寶的主要人馬一一安排妥當(dāng)后，便下令動工挖掘了。

具體從事挖寶工作的民工，全部是從附近縣、區(qū)農(nóng)村中抓來的青壯年。開始時工作量不大，僅靠就近強行攤派就足夠了；隨著挖掘墓穴的面積不斷擴大，所需人手越來越多，附近村莊攤派不出，就一下子擴大到了寶雞、鳳翔、岐山三個縣的大部分村莊。這樣，高峰時一天就有1 000余人在埋頭挖寶，整個戴家灣都布滿了密密麻麻的挖寶人。

從1927年秋到1928年春的8個月中，這支七拼八湊的挖寶大軍把戴家灣兩旁好端端的地面翻了個底朝天，挖出來的土把偌大的一條深溝也填平了。

在楊萬勝的指點下，開工的第一天就在戴家灣東邊的一個窯洞里挖出了許多青銅器和陶器，其中有銅鏡、銅鈁、陶灶等，這些器物都出自于同一個漢墓。

第三天，在另一處又挖出了一件珍貴的青銅器物，馬成龍等人說該物是香筒。但經(jīng)“挖寶指導(dǎo)”鄭郁文鑒定后，說是“觶”（zhì）。接著，就在這一處坑里又挖出了一件刻有銘文的鼎、一件彝和幾件殘破器物，另外還有戈、銅泡等。不久，在另一座墓中又挖出了一個大鼎，鼎里面有小羊羔一個，雖然皮、肉早已腐爛，但骨架卻完整無缺。

盜寶伊始便旗開得勝，收獲甚豐，黨玉琨不禁大喜過望。他挖寶的胃口變得更大，氣焰也更加囂張，不但在組織上控制得更加嚴密，而且在人力上也不斷充實加強。這就害苦了斗雞臺地區(qū)及其附近的百姓，搞得人神共憤、風(fēng)慘云愁。

挖寶活動進行到當(dāng)年11月底，民工們挖出了一個大墓。據(jù)參加盜寶的人回憶說，墓壁上還有壁畫，內(nèi)容是大山和牛羊。畫面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在連綿重疊的大山腳下有一群羊，在大路旁邊放有陶鬲、陶罐；第二部分為一群牛，牛有臥有立，牛群中似有一人（剝落不清）。山都畫成整齊的大小三角形。牛羊身體各部也不甚成比例，粗有輪廓，形象不準，唯頭部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眼睛極為有神。

該畫由朱紅色繪成，雖多處脫落，大體完好。畫面上在大路旁還畫有生活用具等，很有可能是當(dāng)時秦人游牧生活的寫照。這個墓內(nèi)出土的器物較多，大多是青銅器，有烏紋方鼎、扁足鼎、獸面紋尊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座墓坑里出土了三件銅禁，俗稱“銅棹（zhào）子”，最大的禁上置有方鼎、尊、觶、爵等兩排酒器。較小的一件上放有三件銅器，中間放了一件卣（yǒu）（古代一種盛酒的器具，口小腹大，有蓋和提梁）。這些被挖出土的器物，均造型美觀大方，裝飾花紋，有些圖案畫了鳥獸，線條流利挺拔，實為難得的藝術(shù)精品。

俗話說“自作孽，不可活”。黨玉琨在寶雞大肆盜寶、聚斂財物，勢力逐漸擴大，很快就引起了馮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盜掘古墓的過程中，黨玉琨等人殘酷欺壓百姓，作惡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憤四起，更使馮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后快。1928年5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命令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宋哲元率領(lǐng)所部三個師、一個旅共約3萬人馬圍剿鳳翔城，宋哲元親自督隊。在硝煙彌漫中冒險沖入城里，經(jīng)過短時間巷戰(zhàn)后，宋哲元大獲全勝，占領(lǐng)鳳翔。黨玉琨在鳳翔東城墻下被擊斃，其所部官兵被全部資遣。

當(dāng)年，黨玉琨把從墓穴中所盜的寶物，一部分放在他臥室的萬寶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張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則藏放于一個秘密庫房里由衛(wèi)兵看守。黨玉琨全軍覆沒后，這些寶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將所獲珍寶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面亭軍部展覽一天，以飽攻打鳳翔部屬的眼福。隨后，他令軍法處長蕭振瀛帶兵將寶物悉數(shù)押送至西安軍部。此后，這批十分珍貴的寶物便開始了戲劇性的流轉(zhuǎn)和散失，并因此而大大受損。這批珍寶運抵西安后，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蘆真照相館請攝影師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請懂得文物鑒定的薛崇勛在新城光明院逐件進行了鑒定。

黨玉琨盜寶的目的僅僅是為了斂財。因他個人對文物的特殊癖好——只要銅器而不要其他文物，因此，民工在勞動中一旦挖到銅器就留下，而當(dāng)遇到陶器、石器時，不是隨手打碎就是順手扔掉。這些挖寶人無償?shù)靥纥h玉琨挖寶，還經(jīng)常遭受監(jiān)工的嚴厲打罵，常常心懷不滿，因而在挖寶時不但不小心，有時反而還故意破壞，以此泄憤，導(dǎo)致諸多很有價值的文物無端遭受嚴重破壞。

宋哲元將經(jīng)過鑒定的珍寶的一部分，首先送給了上司馮玉祥。馮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國解放后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其余歸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寶，在他離開西安時由小老婆和當(dāng)時赴天津任市長的蕭振瀛帶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后來，通過天津的古董商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