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生入學(xué)考試，國文卷由傅斯年親自命題，其最重要的一題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此題可視作傅斯年赴臺后“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心志獨白，也是對臺大學(xué)生精神層面上的心靈寄托。

這年1月，風浪再起，校外校內(nèi)傳言傅斯年“將去國，將辭職”。針對傳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發(fā)表了《致臺大同事同學(xué)》公開信，信中說：“半年多來，校外攻擊斯年者，實不無人，彼等深以不能以臺大為殖民地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學(xué)為何物，故如遂其志，實陷本校于崩潰。鑒于一年來同事同學(xué)對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難之時，決不辭職，決不遷就，決倍加努力，為學(xué)校之進步而奮斗！”[10]

正是這種內(nèi)外交困局面與本人剛烈不屈的性格，導(dǎo)致傅斯年血壓驟然增高，身體很快垮了下來。1950年夏天，傅身患膽結(jié)石，不得不到醫(yī)院做手術(shù)。出院時醫(yī)生勸他至少要在家中休養(yǎng)一周，但臺大的事務(wù)紛亂如麻，根本無法辦到。對此，隨國民黨赴臺的朱家驊曾以十分傷感的心情回憶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幾天，閑談之中，他忽然對我說：‘你把我害苦了，臺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斷送在臺大了?！敃r我只以為他因感覺辦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語。不意數(shù)日之后，便成讖言。”[11]

像冥冥中有一種淵藪，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頭扎進了煙雨迷蒙的黃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憶：“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志》趕寫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后，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縫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御寒。”[12]

傅氏說到這里，俞大綵一陣心碎，欲哭無淚。盡管當時臺灣的經(jīng)濟狀況極度混亂糟糕，但比抗戰(zhàn)時期在昆明和李莊總要好一些，傅斯年作為當時臺灣島內(nèi)唯一一所大學(xué)校長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一般人也許覺得他不該再像李莊時代那樣鬧窮了，殊不知當時傅領(lǐng)的只是臺大的一份薪水，時兒子傅仁軌仍在美國讀書，他和時任臺大英語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兩個人的收入，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筆報刊文章的稿費，想托衛(wèi)生署的官員劉瑞恒出差到香港時買一套現(xiàn)成的西服，但把稿費和家里的存款加起來一算，只能買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說：“幸虧我還有沒破的褲子，那就只買件上衣吧。”[13]

在這個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當俞大綵為家中的窮苦生活黯然神傷時，傅斯年起身滿臉疲倦地打了個哈欠，突然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于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我死后留給兒子。我要請董作賓先生制一顆圖章，上刻孟真遺子之書幾個字?！毖援?，長嘆一聲，一反常態(tài)地對俞大綵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余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盵14]俞大綵聽到這里，大為驚駭，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期年的嘴巴，沒讓他繼續(xù)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