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客們可能并不同意這樣的漲幅，就像大多數時候人們不認可官方統計數據公布的房價漲幅一樣。一位租住北京朝陽門外老舊樓房的朋友告訴我，那里一居室的房租已經從3月的2 000元漲到9月的2 800元，半年漲幅達40%，合租其中一小間是1 350元。抽樣統計與現實中的個體感受，總是存在較大差距。

不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房租上漲已是2010年4月以來全國城市的普遍現象。房租大幅上漲的原因，眾說紛紜，最迎合輿論心理卻最荒謬的，是說中介機構操縱推動了房租上漲。事實上，北京業(yè)務量最大的中介機構，所占市場份額也不過10%，它無論如何是沒有能力操縱租賃市場的。中介機構聯手更是無從談起。在我看來，2010年房租大漲的主要原因是：調控后大量購房需求轉購為租，租賃需求大增；可租賃房源減少；業(yè)主的收益預期因房價上漲受阻，物價上漲加快，而轉嫁于租金；租售比長期畸形，市場自行“惡補”。遺憾的是，2011年1~5月，京滬深房租漲幅再次超過10%。

“蟻族”是房租上漲的主要受害者。房租上漲，“蟻族”們并不具備討價還價的對等條件。有時，公務員私下出租的房子，會比市場價略低，但要求年付或至少半年付的較多。有時，租客對房子的愛護和整潔程度及交友等情況，會成為影響租金的浮動系數，但更多時候只能仰賴房東的同情和慈悲心。

房租上漲，工資卻未必同步上漲。相反，由于很多“蟻族”的工作并不具備很強的競爭力，可替代性強，薪水議價能力也就微弱。有些“蟻族”只是單純地希望能保住飯碗而已。有人堅持下來，樂觀地相信明天會更好。有人失望甚至絕望，委頓不堪，社會問題由此滋生。

北京、上海等城市，都曾出現過這種聲音：在大城市買不起房，又租不起房，為什么不回老家去？有些本地居民，恨不得回到沒有“外地人”的世界。殊不知，僅僅三代以前，他們自己的家族也是從外面遷移進來的。有一種荒唐的房價上漲論，就與此相關。

有一次，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小范圍座談會上，北京某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副主任在講話中聲稱，北京的房價就是外來人口抬升起來的。如果全部限制外地人買房，那么，北京房價就會立即下跌。從他講話的論調看，他肯定是有北京常住戶口的。

我聽了，實在忍不住。如果這番高論是某個憤青或無能的遺少說的也就罷了，但它居然出自一個所謂教授、專家之口。我沒有掩飾自己的驚訝，當即進行了反駁：我堅決不同意您的意見。沒錯，投資性需求是推動房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力量，其中相當比例的投資性需求并未取得北京市常住戶口。但是，如果一位公民在北京連續(xù)工作10多年，每年納稅一兩萬元，也是在為北京市經濟發(fā)展出力，更別提有些創(chuàng)業(yè)者雖然沒有北京市戶口，但為北京的就業(yè)作出了很大貢獻，你居然連他們買房也不允許，這合理嗎？按照您這種理論，菜價上漲，也是外地人太多的緣故，是不是要把那些賣菜的外地人全部趕走？

因為“蟻族”們買不起房也租不起房，就認為他們應該離開北京、上海，這種觀點不僅缺乏最基本的人文關懷，而且，勢必最終損害城市本身。很多人都是從租住地下室和平房，從合租走過來的，假如讓“蟻族”自我驅逐，這些城市是沒有未來、沒有希望的。

“蟻族”的住房問題，按照教科書說的所謂內因決定論，固然主要靠“蟻族”自身的努力，但在房價暴漲多年后的今天，在房租又大漲后的今天，政府是有責任的。

3解放年輕一代

很多事無需別人放言，年輕人自己會作出選擇。有一天，一位朋友有些感傷地告訴我，他的同學跟女朋友戀愛多年，畢業(yè)后在北京工作了兩年多，兩個人決定回老家——西部一個鮮為人知的地級市。朋友剛把他們送上火車。

除了這對年輕人的同學和朋友，沒有人會感傷，更沒有人惋惜。宏大的北京城不會覺得自己離不開他們。市場經濟通行的是競爭法則，適者生存。按照上文提到的一些人的觀點，他們早就應該回去了。

兩個年輕人很“識趣”，撤退到了中小城市。但幾乎同時，國家推行的城鎮(zhèn)化戰(zhàn)略，讓一部分農業(yè)人口轉化為非農業(yè)人口，來到了中小城市。而近期中小城市的房價突然也上漲了，房租也漲了。按照上面的邏輯，這些人口也必須撤退，退回農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