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子離縣城不遠，我對城里的印象卻不深。上小學時，每個學期會看一場電影，多半是反復看過的《紅燈記》、《沙家浜》之類。我同弟弟共用五毛零花錢，上街吃一碗面或米糕，還有余錢吃一根冰棍。這個印象保持了十幾年，直到我二十二歲去縣城工作。我去縣政府報到之前，從來沒有進過那個大院。小時偶爾在城里逛街，也不曾注意過那個地方。

我上班的地方是縣政府辦公室，派給我的直接領導是位姓周的老同志。老周大概五十五六歲，或者更大些。同事們都叫他老周，我卻叫不出口。我感覺叫“老周”不太禮貌，平輩之間才可這么稱呼。老周見面就說起我父親，似乎他們是有舊緣的。于是，我依著父親這層關系，叫他周伯伯。老周略為猶豫，愉快地應了。

過了些日子，隱約聽得有領導說，同事之間最好是稱職務或同志，別的稱呼都太庸俗了。我著實嚇了一跳，卻不方便再改口。周伯伯頭上沒有職務，我仍然不好叫他老周。于是，我一如既往叫他周伯伯。終于有天，周伯伯嘿嘿一笑，說：干到快退休了，混了個伯伯級別。我私下一想：周伯伯可能也不愿意我這么叫他。

周伯伯最后被提拔了，職務是副科級秘書。人們開始喊他周秘書，我仍叫他周伯伯。秘書在我看來似乎不是職務，跟在領導背后屁顛跑的都算秘書。我還聽到一種說法，秘書不帶長，打屁都不響?？h政府不設秘書長，他永遠只能是秘書。何況，他眼看著就要退休了。

周伯伯是我官樣文章的啟蒙老師，為人方正，文字功夫很好。卻快到退休，才弄了個副科級秘書。他退休那天，單位開了個歡送會。同事們說盡了他的好話，似乎這個同志早該當更大的官。那時候，單位有人調走，也得開個歡送會。通常是買些糖果，大家嘴里嚼著東西，拉拉雜雜地說上幾點。被說的人必做得很謙虛，微笑而不露驕傲之色。

周伯伯退休歡送會那天，我心情很有些憂傷和灰心。我想自己臨到退休，假若也是個副科級秘書，人生未必太黯淡了。過了些日子，偶然聽人說起周伯伯的過去，我心情愈加灰暗。大概是說周伯伯年輕時很有才氣，就因為某事得罪了領導，留下不好的印象。從此，多年抬不起頭。他的家庭出身又不太好，歷次運動都如過街之鼠。好不容易捱到八十年代，卻已老之將至。

我的官樣文章很快上路，真得感謝周伯伯。外人都以為官樣文章好寫，不過是程式化的新八股。其實不然。官樣文章，難就難在學校沒教過。中文系都有應用文寫作課，可課本上的東西在官場完全應用不上。我因為官樣文章漸有名氣，比周伯伯早二十多年成了副科級干部。記得有回去縣瓷廠調研，廠長坐在山頂的會議室，俯瞰著山下的縣城，不由得豪情萬丈，說：有些歐洲小國，不就只有我們縣這么大嗎？這么想啊，我就是一個國家的瓷器大王！我聽著實在好笑，暗想自己就相當于小國家的副部長了。

縣政府工作那幾年，過得很開心。官樣文章得心應手了，多年的文學夢開始蘇醒。最初寫散文，一篇叫《書房小記》的小文章，發(fā)表在《湖南日報》的“湘江文藝副刊”。很有些興奮，印成鉛字的豆腐塊，總共一千多字，我反復看了好多回。那個日子我也記得：1988年8月8日。數字很吉利，做生意開張，大概應該選這種日子。

那時候的小縣城里，誰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就被看作人物了。我聽著人家稱呼才子，心里頗有幾分得意。機關才子的名聲早有了，如今又是人們眼里的作家。我在報上發(fā)了幾篇散文，就開始寫小說。起初找不著路數，好幾個小說都只開了頭，或寫了個大半就放下了。第一次把小說寫完，應該是1990年。我把小說《無頭無尾的故事》寄到《湖南文學》，很快就發(fā)表了。小說是黃斌兄從自然來稿中發(fā)現的。我當時并不知道刊物有所謂約稿和自然來稿之分，總以為編輯凡稿必看的?？磥恚彩露加袡C緣。當時刊物的幾位老師，王一平先生、潘吉光先生、李慕賢先生，都對我大加勉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