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當時我們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沒有像中國今天一樣向世界開放，而是緊緊地跟莫斯科綁在一起。經互會作出的決定，對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約束力，要按照它的計劃執(zhí)行。我們的經濟中間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聯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我們。它在經濟政治上著控制我們。

當然在這個時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錯誤。日夫科夫要對這些錯誤負責任。其中一個重要的錯誤，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體制，不愿意變動。那時候日夫科夫已經79歲了，經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遺憾的是，我們黨當時對日夫科夫的辭職問題，沒有作出冷靜反應。頭一天，我們感謝日夫科夫同志辭職，第三天就把他開除出黨，這個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認為，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歷史會對日夫科夫做出一個比較公正、明智的評價。

關于劇變時的保加利亞共產黨，利洛夫說，劇變前，我們的黨員共82萬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梢哉f，黨是深入到每一個基層的，并且發(fā)揮著作用。應該說，我們黨員的素質是比較高的。我們大多數黨員都受過高等教育，是各個領域的專家、工程師。黨培養(yǎng)了一批很優(yōu)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幾年，在索菲亞街頭，反對派舉行20萬人的集會，我們社會黨也召開有20萬人集會，與他們針鋒相對。這說明黨還存在，黨還起作用，還要進行抵抗。從1989年到1992年，我們社會黨發(fā)展到了100萬人。1989年，共產黨失去執(zhí)政地位時，只有20萬黨員登記。經過這三四年，我們把最優(yōu)秀的分子吸收進來，很多作家、藝術家和大學生加入社會黨。

一個黨要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發(fā)展起來，有好多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黨的建設問題，解決黨的思想理論問題。黨要有一種理論指導，然后才能去影響基層和不同的階層。除了傳統(tǒng)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現在還要做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師的工作。要關心教育領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養(yǎng)出了知識分子。正是工程師、醫(yī)生和其他知識分子，推動了信息時代的發(fā)展。對待這些社會階層，對待他們的態(tài)度，黨應該不斷地改變。在黨的建設方面，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在我看來，我們黨現在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怎樣來管理這個社會。在得到政權后，怎么管理社會，使社會按照你的要求發(fā)展，這是我們黨面臨的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聽到這里，我問了利洛夫一個問題，它有點直率，但多年來一直沒有清晰的解：據說，1989年以前，蘇聯政治局委員的工資是1800盧布，高級知識分子也大致在1800盧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盧布，這是真實的嗎？

利洛夫回答說：在蘇聯，政治局委員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比例，是你說的那種情況，你說的是對的，就是4 1，我們也是這樣的。但是你說的高級知識分子、教授是不是這么多，我認為高級知識分子、教授們的工資，在蘇聯是比較高的，但是有沒有政治局這么高，我不敢肯定。在蘇聯，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像自然科學方面的，物理學、生物學、工程學專家的工資待遇是比較高的。但高級干部除了工資之外，有住房，有別墅，還有其他的補助，這是不一樣的。僅說到工資，就是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