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洛夫接著講：很自然的，今天人們會把現在的情況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劇變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現在高幾倍。有一個社會調查說，有80％的人認為，劇變前生活水平要比現在高出一倍到兩倍。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標來衡量的，比如收入、物價、休假、養(yǎng)育、保健、教育等等?？墒?，在1989年劇變前夕，人們從自己的經濟狀況出發(fā)，向共產黨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最近我們的《星期一》雜志將發(fā)表一篇文章，專門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的差別狀況。它表明，差別是有的。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收入顯然要比中等階層高，比例大約是3.5 1。1989年時，一個保共政治局委員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階層平均收入是250列瓦，大致是4比1。而今天那些高級領導人的收入，與中等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F在一個國會議員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倍，還不談議員之上的高層領導，他們的收入更高。

利洛夫下面的話，還是讓我們這些聽眾感到震動。他說：對蘇聯東歐時代的收入差距，我們應該有一個概念，不要以平民主義的觀念來看待領導人的收入，這不是特權問題，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個總統(tǒng)，一個總理，又要工作，又不給他提供完全自動化的辦公設備，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你得給他創(chuàng)造條件。無論是法國的總統(tǒng)還是保加利亞的總統(tǒng)，他們都享受了這個權利，毫無例外。但在共產黨執(zhí)政時代，人們卻拿這一點來反對共產黨，說你是特權階層?？?991年、1992年反對派上臺，他們也享受這種待遇。他們把我們過去的別墅都占有了，拿著比我們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對這個問題要這樣看，沒有條件，住在茅草棚里，不能領導治理一個國家。必須給他這個條件。利洛夫說，我個人認為，而且今天我們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義是錯誤的。要求社會各階層的人們都拿一樣的錢，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現實的。不光對政治上層，對專家、學者、權威人士是一樣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大科學家，一個設計師，一個工程師，他的收入跟普通工人一樣，那不可能的。這個問題不光是錯誤，也是很不嚴肅的。要是堅持這么做，那美國人就會把你的科學家請到他那里去。高級領導人收入多，我認為是正常的。高層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低。我們共產黨人的任務，不是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工資降下來，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資提上去。這只有經濟發(fā)展才能做到。

聽了利洛夫這個話，我想起六十年代中蘇意識形態(tài)大爭論中我們提出的所謂“特權階層”的問題。那時，在我們的概念里，“修正主義”的標志，很大程度上就是住小樓，高工資，特殊待遇。這竟成了一個重大的判斷政治是非的標準。利洛夫說，“不要以平民主義的觀念，來看待領導人的待遇”。這是否就是東方人和歐洲人不同的政治倫理觀念呢？抑或，在我們這里，所謂“平均”就是一種“革命”的動員和政治的需要呢？

利洛夫下面一段討論關于社會主義開放的觀點，很是精彩。他說：社會主義國家，它的經濟是要封閉起來，還是要開放作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是個大問題。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針政策，就是把自己的經濟封閉起來，跟世界的經濟隔離開。保加利亞的經濟，蘇聯、捷克、東德的經濟都沒有向世界經濟開放。他們不是把自己的經濟發(fā)展狀況，跟發(fā)達國家，跟西方的經濟進行比較，而是和過去比，我比過去發(fā)展了多少。在經互會內部，作為一個整體，我們是落后的。你跟自己的朋友比，說發(fā)展了好幾倍。但你不能說比德國、美國的經濟差多少倍。因為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無法跟西方的經濟進行競爭。沒有這種競爭就決定著，你的經濟將是落后的。首先是你的生產工藝是落后的。你的勞動生產力也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單位時間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這些都是落后的。另外你的消耗是高的，為了達到一個生產目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要浪費很多的電和其他的原料才能達到。但當時我們很少從思想上考慮這些問題。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經濟落后的一個表現。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向世界開放，就會迫使你改變生產工藝，提高勞動生產率。所以，我認為中國的對外開放具有歷史性意義，就是這個道理。開放可能會帶來很嚴重的問題，但它有好處。說到民主德國，是個很好的例子。它的經濟很發(fā)達，因為東德也曾是整個德國經濟基礎的一部分。民主德國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相比，要發(fā)達得多。但它最終比不過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