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母親對我的勸說一直是笑而不答。

我仔細分析形勢，我跟那位基督教領(lǐng)袖的兒子同庚同學(xué)，往來甚多，關(guān)系極好。我父母對于那位牧師也極為尊重，每次那位牧師跨進我家門檻，我母親都是極為殷勤地起身讓座、端茶送水，我以為我一定可以將我的母親引進耶穌堂。我進行著堅持不懈的努力。

終于有一天，我記得是某個炎熱的夏天，母親笑滋滋地、然而是鄭重其事地回答我說：“我不能去，我信迷信，這么大年紀(jì)了，不能改信?！?/p>

我一面為母親信仰的堅貞所感動，一面久久驚訝于從母親口中說出的“迷信”一詞。她的信仰和她對信仰的命名反差太大了，以至于給我的震撼不是瞬間性的，而是必將持續(xù)終生。

母親七歲那年，娘家的房子被日本飛機投彈炸掉了，從此無家可歸。她跟我父親結(jié)婚后一直借住在別人家里，一兩年內(nèi)搬家七次。她第一次擁有一間房子，是土改工作隊分給她的。所以母親一生最感激毛主席。毛主席說什么她都樂意照辦。只有一件事她沒依從毛主席，那就是毛主席號召破除迷信，禁止拜菩薩，遭到她的陽奉陰違。

即使是在這件敢于違背毛主席指示的重大事情上，母親也無法給自己的信仰命名，而只能接受毛主席和整個精英群體出于歧視而給予的命名——迷信。

我最不能釋懷的是，為什么在毛澤東和我母親之間，就一個拜菩薩問題存在著這么大的分歧？為什么我母親在堅決捍衛(wèi)自己的信仰權(quán)利的同時，卻接受了禁止她信仰的那種力量對于她的信仰的歧視性命名？

此間是不是存在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guān)系？如果底層人在最為堅貞、決不妥協(xié)的信仰問題上，也不自覺地接受了被支配的命運，那么，他們的整個命運中，還有一點不被支配的成分嗎？

我按照當(dāng)時所能想到的宗教分類，告訴母親說，那不是迷信，那是信佛教。你信菩薩就是信佛教，跟人家信基督教一樣合情合理。我還給母親介紹了一些相關(guān)背景，諸如佛教是古代從印度傳過來的之類。

但是我的介紹跟母親基本無關(guān)。此后我雖然沒再聽見過母親將自己的信仰說為迷信，但是也從未聽見她說過佛教這個詞。

我當(dāng)然不再勸母親改教。對于她的迷信，我可以理解和容忍，但是并沒有真正關(guān)心過。

母親給我?guī)淼淖畲笳鸷常霈F(xiàn)在二十年之后。這次震撼不只是引起我心靈的漣漪，而是對我的文化立場、群體認同產(chǎn)生了顛覆性的影響。

進入20世紀(jì)90年代，鄱陽湖北岸的鄉(xiāng)村地區(qū)，重建寺廟的風(fēng)氣漸趨熱烈。我們村里很窮，建不起大廟，我的父母和一位族叔領(lǐng)頭募捐，在村西頭建起了那座一人高的土地廟。我的母親每月初一、十五都去上香磕頭。母親總是說，她拜菩薩的時候，家里老老小小每個人的名字都要念到，生怕落下一個。母親的拜菩薩因此跟我產(chǎn)生了命運的關(guān)聯(lián)。

母親進入老年之后，她的信仰由于一個特殊的災(zāi)難而出現(xiàn)了危機。母親募捐修廟時，她捐上了一百元。有一天二哥從小鎮(zhèn)回到村里，看見村里捐款榜上，我的父母捐款最多。二哥就跟母親說，那個捐款他出一半，并隨手遞上五十元錢。二哥是行政村的黨支部書記，他對建廟的支持，讓母親和所有參與者都感到欣喜。

然而正是二哥的支持，增加了母親的信仰危機。小廟建起來不久，二哥因為意外事故不幸去世，年僅三十九歲。

我的母親雖然一輩子吃苦，但是兒女很旺。她生了六個孩子，個個長大成人，這在貧困鄉(xiāng)村是較為少見的。中年時期的母親，總是被村里人和親戚路上的人請去參與打理婚嫁喜事，比如給新娘扯面、給新郎鋪床之類，就因為我母親的兒女個個順道，可以傳播吉祥和喜氣。每當(dāng)這時，總是母親最為光榮、最為幸福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