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認識更是超前。他在20世紀初留學日本時期，就深入思考中國的文化改造問題和國民精神改造問題，鮮明地提出了“立人”思想。在寫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論》中，他反復(fù)申說，必須從精神文化上改造國人，再由這些充滿自由精神的國人造出新的社會、新的國家?！皣酥杂X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魯迅：《墳·文化偏至論》，見《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頁）“自覺”、“個性”都是精神范疇的概念，年輕的魯迅熱衷于思考國人精神人格的改造，雖然其現(xiàn)實的指向依然是“雄厲無前”的“人國”，跟胡適上述言論的結(jié)構(gòu)一樣，但是這種思路決定了他們?nèi)蘸髮x擇精神文化領(lǐng)域作為他們進入歷史實踐的角度。

這種從文化角度為中國從長計議的思路，不但具有深遠的歷史根源，也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chǔ)。特別是，辛亥革命取得淺層次的成功，締造了中華民國之后，民族自覺意識空前堅定，包括胡適在內(nèi)的許多國人認為“現(xiàn)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了”（胡適：《國際的中國》，見《胡適文存》（二集），黃山書社1996年版，第350頁）。于是擁有一份余裕之心來全面討論文化問題，以便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一次徹底的清理。比如，1918年，紹興學人黃郛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了《歐戰(zhàn)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該書在探索中國的發(fā)展之路時，就嚴厲批評當時的國人過于局限于制度建設(shè)，而不重視精神文化的改造，明確主張關(guān)注“習俗”，革除“舊染”。他說：“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于政教之改良，不注意于習俗之轉(zhuǎn)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 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保S郛：《歐戰(zhàn)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上海中華書局1918年版，轉(zhuǎn)引自《魯迅全集》（1），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頁）魯迅對黃郛的思想非常重視，在《隨感錄五十四》中大段引述他的言論，使得這些言論能夠在影響巨大的《新青年》上與讀者見面。

1919年，北大學生雜志《新潮》第二期發(fā)表吳康的文章《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旗幟鮮明地主張用下列三種價值觀改造我們的道德：（1）注重人道主義以平等博愛諸德實行之，（2）發(fā)達個人之利己心，（3）主張極端之自由思想（吳康：《論吾國今日道德之根本問題》，載《新潮》雜志第一卷第二期，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1919年2月，第333頁）。1895年嚴復(fù)在《原強》中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嚴復(fù)：《原強》，見《嚴復(fù)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頁）的時候，可能還顯得頗為突兀，二十多年后，年輕一代已經(jīng)如此肆無忌憚地宣揚“個人之利己心”和“極端之自由思想”，可見中國學人對于西方精神文化的了解，以及在文化哲學上所達到的見識和水平，都為發(fā)動和參與一場新的文化啟蒙運動準備了條件。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在知識界迅速造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思潮，端賴此種條件已經(jīng)成熟。當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將他們的思想公之于眾的時候，首先是順應(yīng)了時代的潮流，因而得到千萬學子的呼應(yīng)，他們于是順理成章地成為這個潮流的促進者和領(lǐng)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