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牛漢還主編《新文學(xué)史料》２０年，組織并發(fā)表了許多很有價值的史料，有很多是從未發(fā)表過的作品。在此期間，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風(fēng)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種"史詩的痛感"

"１９５５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２５年，沒有公民權(quán)，更沒有發(fā)表作品的權(quán)利；不斷地勞動改造，在單位里也就干干編輯，一搞運動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農(nóng)村去勞動，一勞動就兩年、三年。一到過節(jié)，就把我們轟到八達嶺去干活……那個時代非?？尚Γ浅；闹?，更談不上幸福。"牛漢說，"大概一個悲痛的人，一個經(jīng)歷了這么多誤解、歪曲、迫害和打擊的人，真正經(jīng)歷過大災(zāi)大難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現(xiàn)實的享受。幸福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種理想的境界。"

牛漢這一輩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難：流亡、饑餓、受迫害、被捕、監(jiān)禁、坐牢、受審判、勞動改造，什么重活都干過……的確稱得上是一種"痛苦而豐富的人生"，他的詩就是這種生命痛感的真實記錄。如果說他的早期詩作在傳達這種痛感時還顯得過于激烈和外露的話，那么經(jīng)過煉獄般生活磨難后的詩風(fēng)則變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讓我談苦難太容易了，我的詩里都有，血淚，憤怒，控訴……但是，之所以我沒有向苦難低頭，沒有潰退，沒有逃亡，沒有墮落，沒有投降，沒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沒有背叛人文精神，沒有背叛詩。是因為我相信一定有一種更高尚的，超脫一切現(xiàn)實規(guī)范、一切利益計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說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漢看來，幸福就是這樣不斷地追求、發(fā)現(xiàn)、突破、再追求的過程。"為了詩，為了文學(xué)，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沒有放棄詩，沒有停止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我的詩跟我一生的經(jīng)歷是密不可分的，寫的是帶有自傳性的內(nèi)心活動，詩反映了我的生命狀態(tài)。我的詩有兩個高潮，第一個高潮出現(xiàn)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在甘肅天水讀高中的那３年，寫了幾百首詩；第二個高潮是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末，在咸寧干校后期。在老詩人當(dāng)中，有第二次創(chuàng)作高潮的，我算是一個。"

在牛漢的情境詩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險惡的情境之中：有的處在被槍口瞄準的危急關(guān)頭，如《麂子》；有的已經(jīng)被暴力所"殺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楓樹；但更多的仍然是在嚴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惡蹂躪成傷殘，如《華南虎》、《半棵樹》、《巨大的塊根》，等等。但是它們并沒有倒下，而是在扭曲變形中頑強地生存，堅忍、果敢地與險境相抗?fàn)??？傊?，牛漢情境詩中意象與情境的審美關(guān)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與險惡情境中殘酷暴力的相互沖突和相互搏斗。牛漢情境詩中沉重的苦難感與強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產(chǎn)生的。作品將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動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種象征性形象或意境來表現(xiàn)。

艾青說："苦難比幸福更美。"艾青是新詩史上，第一個不使苦難在筆下失重的大詩人。當(dāng)年，血氣方剛的牛漢，就是衣袋里裝著艾青的《北方》詩集，走上抗日和寫詩的道路。艾青對牛漢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也是終生的。艾青的《北方》詩集之所以具有史詩的分量，就在于獨創(chuàng)了許多凝聚著民族苦難的情境。牛漢也像艾青那樣，努力去開創(chuàng)詩歌中獨特的苦難情境。他說："如果沒有發(fā)現(xiàn)新的情境，絕不抒寫一行詩。"

托草木以言志，借鳥獸以抒情。牛漢這類詠物詩，往往將自己的主觀精神和人生感受突入客觀對象里，在主體與客體的猝然相遇、渾然一體中提煉詩意和理趣。但這種"七月"遺風(fēng)，在詩人已屆花甲之時被突破和超越。他不再用他早已稔熟的物我一體的感悟方式，而是進入一種自由無羈的、輻射式的夢幻寫作狀態(tài)。《夢游》、《發(fā)生在胸腔內(nèi)的奇跡》、《空曠在遠方》、《三危山下一片夢境》等寫于上世紀８０年代中后期及９０年代的詩篇就是這種超越的成果。他寫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鐵的山脈》和《豐碑》兩詩，寫鐵山雖遭風(fēng)雨雷電的襲擊，卻仍等待"獻身的時刻"和"粉身碎骨的幸福"；寫天安門前那"粗糙的花崗巖"和"樸素的水泥磚"為能鋪成"寬闊的路"和"神圣的廣場"而無限歡欣！歌頌的實際上都是不顧自己榮辱得失的為人民做奉獻的偉大忘我精神！毫無疑問，人們從他的詩中感受到的不僅是悲劇的崇高美，還感受到一個嶄新時代的令人興奮鼓舞的時代的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