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不僅進步和代價反差鮮明，而且社會代價、社會問題又有自己的非常明顯的特殊性。這就是不同時段、不同空間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思潮一下子出現在面前。

1. 不同時空社會問題的復雜扭結。中國社會不得不同時面對、承受諸如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等社會問題。而這在西方則有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差，使他們能夠充裕地分別地加以應對。

西方現代性的古典階段是典型的工業(yè)化社會，那時，由于生產和剩余的有限、生存資源的匱乏，是否能夠較為公正地安排社會各階級階層及其成員的收入分配、財富占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階段上，像人們通常所說的，怎樣把蛋糕做得更大、怎樣使社會成員共同分享這塊蛋糕，就成為了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這也就是所謂社會公正的問題。那時，他們的人口還沒有老化，風險分配的壓力還沒有提上日程，他們能夠集中精力解決脫貧致富的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些手段、有些過程是十分殘酷的。只是進入后古典階段，由于生產能力的提高，人們生活普遍富裕，西方發(fā)達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才逐漸出現，“老齡社會”或“銀發(fā)社會”才漸次到來。這時人們也更加注重生活的滿意度和幸福度，更加關注對自我生命和財富的保護、防御意外后果、規(guī)避社會風險，其中也包括人口結構的安全。而且，由于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得人類的知識和行動越來越進入到未知領域，這意味著在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涉入到了風險領域之中。所以，西方現代性的后古典階段最為集中的問題是社會風險問題，或者說是社會安全問題。正如有的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古典現代性階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級現代性階段的理想則是安全?！?/p>

與西方社會的發(fā)展不同，我國社會面對的卻是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與后古典階段的社會問題的復雜扭結與重疊。2005年底全國1%人口抽樣顯示，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10 055萬，占總人口數的7.7%。按照老齡化評判標準，我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但是我國人均國民產值，據世界銀行1998/1999年公布的材料，僅為美國的1/40，為高收入國家的1/30。2008年我國的人均國民產值約為美國的1/20。在一個經濟欠發(fā)達的國度里，老齡問題與脫貧致富問題狹路相逢，使我國處于兩難境地。有文章分析了“未富先老”的三大挑戰(zhàn)，即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體系應對能力的挑戰(zhàn)、對勞動力結構調整能力的挑戰(zhàn)、對消費產業(yè)服務能力的挑戰(zhàn)。

這種現代性在我國社會的特殊情勢，極大地增加了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面對未富先老的雙重矛盾，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兩重壓力，政界和學界都容易顧此失彼。就財富分配和風險分配的雙重社會壓力來說，對于前一種社會壓力，從改革初始，我國政界和學界就對社會分化、社會分層、收入分配、社會貧困、弱勢群體等現象展開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為社會福利、保障、救助提供了相應的對策。至于對后一種社會壓力，我國政界和學界的關注和研究還遠遠不能適應社會風險化趨勢的迅速發(fā)展，這造成了在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理解和對策方面的局限性，目前，我們主要傾向于將社會福利、保障、保險視為對收入分配和財富占有差距的一種調節(jié)手段，作為緩解社會貧富懸殊現狀的一種應對方式。顯然，這就大大局限了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的內涵和功能。加強對于我國所面對的風險分配的認識和研究，建立起關于社會分配的內涵和性質的動態(tài)性觀念，將在很大程度上扭轉社會福利、保障、保險研究中存在的不適應，能夠使我們提供的政策和對策建議更為積極、現實和具有預見性。例如，我國當前最大的理論和實際的矛盾是：從理論上說，社會代價的后果應由全社會來分擔，但是實際上絕大部分卻由弱勢群體來承擔或主要來承擔，這就是風險承擔上的不公平。同樣，社會進步的成果應由全社會來共享，但是實際上弱勢群體很難來共享，這又是共享中的不公平。在新形勢下，我國的社會福利、保障、保險，再不考慮解決這種風險承擔中的不公平，顯然是不行的。

2. 不同時空社會思潮的交叉重疊。中國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不僅表現在要應對不同時空社會問題扭結的顧此失彼，而且要面對不同時空社會思潮重疊的尖銳分歧。當代中國是各種古今中外思潮匯集點。盡管對于哪些是主要思潮，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于中國是各種思潮匯集點這一點，據我所知，學界還沒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的影響廣泛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新左派’三大社會思潮，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的矛盾與沖突，鮮明表達了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在急劇變動的時代的感受與愿望”。 有的則主張“自由主義以個人權利為核心價值，左翼平均主義以社會公正為核心價值，新保守主義以秩序為核心價值，這三大思潮彼此之間相互對峙碰撞，形成思想的交響曲”。還有的認為“六種社會思潮是改革開放以來表現最活躍、影響最廣泛、涉及社會問題最深刻的社會思潮”，即“新自由主義思潮、新左派思潮、民族主義思潮、后現代主義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懷疑主義思潮”。有的作者則這樣概括：“一些年來，國人關注過外國的社會思潮，如新權威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也關注過中國古代的社會思潮，如專制主義、民本主義等?，F在到了應該關注當今中國社會思潮的時候了?！F在中國思想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fā)展觀無疑占據著主導地位，引領著國家發(fā)展的主流。但是也應該清醒地看到，還有一些錯誤思潮正在社會上流行、傳播、發(fā)酵，值得引起人們的重視。這些錯誤思潮擇其要者，有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教條主義、無政府主義?！边@種種社會思潮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遷，表達了在新形勢下人們思想觀念錯綜復雜的深刻變化。

由于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的存在，同樣一個社會措施，同樣一件社會事實，從不同的思潮看來，會有截然相反的觀點和評價。因此，如何引領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思想共識，是實現社會治理和有效管理的思想條件。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第一次鮮明地提出“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并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寓于引領社會思潮的原則之中。這里“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是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例如認同憲法上）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的差異和多樣。十七大報告重申了十六屆六中全會決議的提法。這表明，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是不可避免、不可回避、也不必大驚小怪的，同時又不能聽之任之、放棄引領，而是必須引領的。問題是如何引領。引領的根本方法還是離不開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引領的具體方式方法無疑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直提倡的“百家爭鳴”。 這是因為對于思潮這樣的集思想、學術、理論、意識形態(tài)問題于一身、又這樣那樣曲折反映現實問題的復雜精神世界的問題，只能用說理的辦法、論證的辦法，也就是百家爭鳴的辦法來解決。這就是通過百家爭鳴，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影響，擴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影響，形成旗幟鮮明的主文化，用它們從思想上來武裝人民群眾，特別是我們的青年學生，縮小各種錯誤思潮的市場。當年，小平同志說不爭論，是針對特區(qū)初辦階段的一些特殊問題的，是有范圍的，不是無限的。把不爭論說成是沒有范圍的、什么問題都適用的，這是一種誤解。這種誤解竟然造成一種類似“爭論恐懼癥”的東西。更有甚者，當前還形成這樣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氛圍，似乎誰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剖析一些相反的思潮和學派，就會受到種種責難?，F在，“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這一重要精神表明，該是結束這種誤解和不正常社會氛圍的時候了。正如和諧社會不等于沒有矛盾，相反，社會和諧是在正確處理社會矛盾中達到的一樣，引領社會思潮也不等于沒有爭鳴，相反，思想共識是在百家爭鳴中達到的。

總之，上述社會問題扭結重疊所表現的客觀復雜性，社會思潮眾說紛紜所表現的主觀分歧性，不能不加大社會治理管理的難度，加大構建和諧社會的難度。這里，溝通、協調、民主決策，積極引領，百家爭鳴，越來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