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致命的多情，一邊是致命的奪情，兩邊夾攻之下，載灃的立憲動作啟動了：

之一：下旨，諭旨由軍機大臣署名，仿照立憲國總理負責制。

之二：下旨，宣示決行立憲。成立資政院，并各省成立咨議局，各省城及通商口岸成立審判廳。

之三：開缺一個奏阻憲政的陜甘總督升允和一個玩誤憲政籌備的甘肅布政使毛慶蕃。

之四：由自家人總攬所有軍權：編禁衛(wèi)軍，由攝政王載灃親統(tǒng)，由載灃七弟載濤等人專司訓練大臣；派肅親王善耆、振國公載澤、自己的六弟載洵等人籌備海軍，載洵做海軍大臣；設立軍咨府（相當于日本的參謀部），以載濤為軍咨大臣（相當于參謀總長）。

一家三兄弟，一個攝政王兼攝大元帥親統(tǒng)禁衛(wèi)軍；一個海軍總長，一個參謀總長。別怪他們，這應該是正常而明智的選擇：一則，這是德國那邊教的，軍權要握在自己手中；二則，中國的歷史證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三則，袁世凱之后中國出現(xiàn)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就是軍權不專的后果！

與此同時，梁啟超揮動自己的筆桿子，給政府立憲出謀劃策。同時，立憲黨人的線下活動一浪高過一浪，組織了一次又一次全國大請愿，請政府早開國會，早立責任政府，從速立憲。請愿的結果，政府下詔縮短了立憲籌備期，準備于宣統(tǒng)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國會召開前，先厘訂官制，設立內閣。宣統(tǒng)三年（1911年），政府頒布新內閣官制，名單如下：

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內閣協(xié)理大臣那桐、徐世昌；外務大臣梁敦彥；民政大臣肅親王善耆；度支大臣鎮(zhèn)國公載澤；學部大臣唐景崇；陸軍大臣蔭昌；海軍大臣載洵；法部大臣紹昌；農工商大臣溥倫；郵傳大臣盛宣懷；理藩大臣壽耆。

立憲黨人一看名單，傻眼，皇家明擺著是逗你玩嘛，十三位國務大臣，漢四滿八蒙一。滿八中，皇族又占了五個，這分明是皇族內閣嘛。于是立憲黨人又開始鼓噪了：皇族內閣不符君主立憲國公例，要另組內閣云云?？上v史老人的耐心已到了盡頭，武昌起義要爆發(fā)了，愛新覺羅家就要謝幕了……老太后泉下有知，不知如何評論她們家的這三次改革？

改來改去，改沒了。原因何在哉？

改革誠意不夠？是的。清政府何時有過誠意？

改革內容有限？是的。用楊小凱先生的術語概括：后發(fā)劣勢。放著現(xiàn)成的經驗你不學，放著現(xiàn)成的陽光大道你不走，不沒了才怪呢！

改革時機有誤？是的。常言說：不見棺材不落淚，可晚清的統(tǒng)治者見了棺材還不落淚，因為他們的智商決定了他們不知道棺材是啥樣，棺材來了也看不到！

人多民傻？是的。既缺少理性精神（那時的中國人要么麻木，要么激情，麻木起來像死人，激情起來失心瘋），還缺少妥協(xié)意識（西方哲人言，妥協(xié)是政治的靈魂，問題是中國人失魂久矣），不管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跟餓死鬼轉世似的，具有強烈的饑餓后遺癥，妄想一口吃成個大胖子，一步登天。否則梁啟超也用不著“全國皆我敵”，“挑戰(zhàn)四萬萬群盲”了。更要命的是，挑戰(zhàn)的結果，不是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的導向，不是精英文化在人民大眾中的普及與提高，而是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導向，人民大眾對精英人物的糟蹋。具體到梁啟超頭上，至如今還被群盲的口水所淹沒，何時能爬到岸上，鬼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