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敢于如此狂妄地勒索我朝，蓋因欺我守城兵少，勢單力薄。但只要我援軍一到，局面馬上便會徹底改觀。我們固守待援需要時間，所以為今之計，主要地就是應(yīng)當設(shè)法拖延時間。

如何拖延時間呢？我們可派能言善辯者為使，與金使互有往返，反復(fù)磋商條款，并稱犒軍之金銀物資，須令有司統(tǒng)計造冊，方可得其確數(shù)。這樣拖延下來，多了不敢說，五六天的時間總是可以爭取到的。

在這段時間里，估計各路勤王大軍可先后抵達。彼時我們重兵云集軍威浩蕩，宗望孤軍深入，必不敢多加逗留。即使其要挾的條件沒有得到滿足，也只能從速撤軍。不然的話，恐怕他想走都未必走得了了。到那時，朝廷可與之簽署一份平等條約，并以重兵監(jiān)視其出境。惟其如此，方可令金人從此不敢再輕視我大宋王朝，不敢再生覬覦我中原疆土之念。

李綱奏罷，即有李邦彥張邦昌輪番出奏。

在戰(zhàn)和問題上，他們與李綱的矛盾是早已公開化了的。他們亦已看出，趙桓目前雖然比較倚重李綱，實乃形勢所迫，其實內(nèi)心里對李綱并非絕對信任，更談不上言聽計從。而且，看到李綱挺立殿前口若懸河地侃侃而談，他們心里非常地不舒服。你由太常寺少卿躋身宰執(zhí)行列才幾天？參與過幾次國策討論？懂得什么政務(wù)外交？有什么資格一再地將你片面武斷的一己之見強加于人？因此他們開口也不客氣，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對李綱之論的異議，而且言辭甚為尖刻。

他們的主要意思是：

李綱之言聽起來冠冕堂皇頭頭是道，實際上乃似是而非大謬不然。李綱對形勢發(fā)展的估計，純屬一廂情愿。他以為昨日打了一天，金軍沒攻進城，便說明我們能夠守住汴京，這未免太幼稚可笑。金軍既然不遠千里地來了，會只打這一天的仗就罷手么？再打下去，誰能保證守得??？誰能保證我們一定可以堅持到援軍到來？勤王大軍何日能到，李綱有情報么？能說出確切日期來么？說不出來罷？既然說不出來，這個希望就很不可靠，就沒法依賴。如果等來等去，等來的不是我們的勤王大軍，倒是金邦的宗翰大軍，那可就晚了三秋。那時候只怕縱然是我們愿意答應(yīng)這些條款，金人也沒興致與我們議這個和了。這豈不是眼睜睜地將議和這條解決問題的最佳之路斷送了么？再說那宗望也不是白癡，我們有意拖延時間，他會看不出來？他會容許我們?yōu)樗麨?？只怕是沒等我們拖延一日半日，他便要重新使用火炮說話！

李邦彥張邦昌的分析，很符合一部分畏戰(zhàn)者的心理，許多大臣一面聽，一面便交換著眼神頻頻點頭。李邦彥張邦昌覺出了這種有利氛圍，便說得愈加理直氣壯。

他兩個相互補充著繼續(xù)奏道，古語云，大丈夫能屈能伸。目前敵強我弱的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承認這個事實，便不能不在議和條款上對金人有所遷就。這是個策略問題，算不得什么恥辱。就算是個恥辱，我們暫時也得忍著。暫時的忍受，是為了將來的復(fù)興。留得子胥豪氣在，三年歸報楚王仇，歷史上這樣以屈求伸的英雄不勝枚舉。越王勾踐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十年教訓(xùn)十年生聚，終于打敗夫差滅了吳國，不就是個著名的例子么？我大宋現(xiàn)在還遠未淪落到當年越國那一步，金人的要求，不過就是割地賠款索要兩個人質(zhì)而已，有何不可應(yīng)之？在京城自身尚且存亡難保的情況下，斤斤計較那北方三鎮(zhèn)有何意義？而與朝廷的安危相比，金銀絹彩之屬就更是無足輕重了。盡我汴京之所有，以貨幣易平安，拯百萬黎民出水火免涂炭，又有何不可為哉？至于遣送親王及宰執(zhí)大臣為質(zhì)，為示議和誠意計，似亦無不可準者。若我朝果然誠意昭然，令金人盡遂其欲，其安得有不欣然北還之理，汴京之危豈不就此冰消雪融耶？此策較之李綱之說，其結(jié)果孰險孰安，不是一目了然的么？

可以同意遣送親王去金營為質(zhì)這一條，李邦彥沒敢說，是張邦昌提出來的。

在一般人看來，公然在皇上面前提出這一條，有點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張邦昌卻是摸透了趙桓的心思：只要能保得自身平安，付出什么代價趙桓都不會在乎。他敢于如此建言，正可顯示他對皇上是忠心耿耿。果然趙桓聞言并無慍色，甚至還頗帶贊許地微微點了下頭。張邦昌就知道，這個馬屁拍對了地方。只是后來那個被遣為人質(zhì)的康王趙構(gòu)居然成了皇上，而這件舊事則成了他不討新君喜歡的一個潛在原因，卻是他此時不曾料到的。這就叫人無遠慮，必有近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