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廣義訓詁學，就是解釋學。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傳統(tǒng)解釋學非常發(fā)達，遠非西方文藝復興以前可比。近百年來，中國解釋學有了新發(fā)展，顯示出許多新特點，其中最主要之點就是通過解釋“融西入中”，實現(xiàn)中西會通。具體操作法有三：一是用西方先進的科學的方法重新解釋中國經(jīng)典，如胡適在20世紀20年代所提倡的；二是用西方的新視角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中潛在的與西方共有的特質；三是通過解釋揭示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互補互濟。這種以“中外會通”為目標的釋古學可以稱為現(xiàn)代釋古學。

20世紀釋古學大體都能綜合漢宋，既重嚴格考證，又能微言大義，但指導思想和學風之側重不同又可概分為：古典派、浪漫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古典派嚴守儒學要義，在選擇西方思想時也要重理性、重古典，在學風上謹嚴而不免拘囿，如錢穆及當代新儒家；浪漫派多少帶有非儒或貶儒傾向，在選擇西方思想時有一定的非理性主義傾向，闡釋本文時主觀色彩較濃，本人常帶詩人的藝術氣質，學風開闊而有時流于空疏，如康有為、胡適、顧頡剛、聞一多等；馮友蘭、朱自清將古典派與浪漫派分別以“京派”、“海派”指稱，并力求兼取兩派之長。在兼取二者之長方面最為出色的是陳寅恪和錢鐘書。

馬克思主義的釋古學在繼承傳統(tǒng)訓詁的同時，強調辯證的、歷史的方法，注重將其置于當時當?shù)氐纳鐣?jīng)濟、政治條件下予以重新考察，20世紀從40年代后期起到全國解放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錢鐘書于1978年在意大利的一次演說中指出，由于馬克思主義的應用，使學術研究“發(fā)生了深刻的變革”，改變了那種拘囿于繁瑣考據(jù)的“可憐的、缺乏思想的狀態(tài)”(參見《錢鐘書研究》第一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4~8頁)。

在現(xiàn)代釋古學家中，毛澤東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對象。他思想開闊、具有較強的浪漫氣質，常能化腐朽為神奇。例如：“實事求是”一語，原見于《漢書》中“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鳖亷煿抛ⅲ骸皠盏檬聦崳壳笳媸且??！泵珴蓶|將其解釋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759頁)這一解釋既沒有違背原有之意又作了革命性的發(fā)揮，融入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精髓，從而使這句一千多年的老話獲得新生，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最好概括。

50年代初，毛澤東親自發(fā)動的對《紅樓夢研究》及胡適思想的批判，不啻是對傳統(tǒng)考據(jù)學的重大打擊，隨后開出的釋古與社會政治、經(jīng)濟相結合的路子拓寬了解釋學，賦予了經(jīng)典文本以新意。50年代對眾多古本校點也是蔭及子孫、功不可沒的。但媳婦很快變成婆婆，從政治、經(jīng)濟觀點上解釋文本成了不可違犯的天條。經(jīng)典終于失貞，墮落為政治的婢女。實用主義又從防空洞里跑出來并同“四人幫”的反動政治結合演出了“評法批儒”的丑劇，毛澤東對《水滸》的評點竟成為一次新的大規(guī)模政治迫害的武器，這是現(xiàn)代解釋學的一次可恥的墮落。

“文化大革命”將學術逼入政治圈子，接受筆與槍的拷問。但即使在鋼刀懸頂?shù)奈＞诚拢策€有一批知識分子堅持操守，辛勤治學，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錢鐘書。在“四人幫”垮臺之后，西方思潮以決堤潰壩之勢涌入中國時，《管錐編》以其驚人的博學和智慧震動了整個思想文化界。特別是那些奉西方現(xiàn)代哲學為圭臬的年輕學者，他們發(fā)現(xiàn)手中的稀世珍寶原本是早已被錢先生審視過的舊貨。每一個專門家都只能讀懂這部皇皇巨著中的一部分，而很少有人可以讀懂全部。這部書使一些把中國傳統(tǒng)文化棄之如敝屣的人開始重新審視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管錐編》為傳統(tǒng)在新條件下的生存投下了決定性的一塊奠基石。然而這還只是膚淺的一面，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說，錢的釋古學工作，盡管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無論從思想的開掘和方法論的層面上都把現(xiàn)代釋古學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使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顯示出新的風采與活力。

縱觀近二千年的中國解釋學歷史，從思想層面上講，有四個時期至為重要：第一是漢代，重在開掘經(jīng)典的歷史內涵，方法上重考據(jù)；第二是宋代，重在發(fā)揮經(jīng)典的倫理內涵，方法上重釋義；第三是清代，以顧亭林為代表的學派重“經(jīng)世致用”，方法上宗漢，發(fā)展成一套嚴整的樸學；第四則是從晚清到現(xiàn)代，在闡釋上仍以“經(jīng)世致用”為本，重視文本在社會、倫理層面上的價值，而在方法上力圖綜合漢宋并取西法之長。而錢鐘書在此基礎上又把對經(jīng)典文本的開掘推進到一個新的層面，即人的精神世界。在歷代釋古學家中，特別是近代的康、梁、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的工作中，都有對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注，但沒有一個人如錢鐘書這樣以人為中心全面地展開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意識與潛意識等多重的矛盾。傳統(tǒng)文化第一次如此集中地表現(xiàn)出它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深刻理解，而且這些理解同西方的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文史哲、心理學、語言學的許多見解全然相通。雖然錢的中西類比中也有誤讀，并時常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主觀色彩，但從總體上說，無論引證的博賅、解釋的智慧和思想之深邃，不僅前無古人，同時代也是無人可以與之比肩的。他的成果雄辯地證明，現(xiàn)代釋古學完全可以使傳統(tǒng)再生，幫助現(xiàn)代人類營建精神的家園。

誠如上所述，“體用說”、“精糟說”、“釋古說”是互相滲透、并行不悖的。“體用說”在戰(zhàn)略上幫我們把握自己的主體性。“精糟說”給我們判斷價值的標準，而釋古學則是有更大的操作價值。在20世紀初梁啟超曾預言中西文化的“結婚”將誕生當代的寧馨兒。只要我們將上述三種范式綜合加以運用，梁的預言是可望實現(xiàn)的。

1996年4月于北京清華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