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譽宓毀宓者，恒指宓為儒教孔子之徒，以維護中國舊禮教為職責，不知宓所資感發(fā)和奮斗之力量，實來自西文。質言之，宓愛讀柏拉圖語錄及新約圣經(jīng)，宓看明(一)希臘哲學(二)基督教，為西洋文化之兩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業(yè)之原動力，而宓等受教于白璧德師及穆爾先生，亦可云宓曾間接承繼西洋之道統(tǒng)，而吸收其中的精粹。宓持此所得之區(qū)區(qū)以歸，故更能了解中國文化之優(yōu)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吳宓詩集·卷末》，中華書局，1935，162頁)

于是，他們對于把傳統(tǒng)視作滿室“沉黑積穢”、“欲破壁以撥此黑暗”的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派感到無法容忍。這批哈佛大學的年輕人(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得到留美博士、東南大學負責人劉伯明的支持，同柳詒征等學者結合在一起，創(chuàng)辦《學衡》雜志，標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學派旗幟，向新文化運動宣戰(zhàn)。這就是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東南學派”。

法國學者保爾·阿扎爾說：

“在一個世界的理論家們把自己的邏輯建立在自由接受某種權威的基礎上，而當他還沒有來得及區(qū)別他們之間的學說的細微差別時，其他的理論家們便已開始揭露這個權威的危險，研習錯誤，并在和它所包含的東西作斗爭的同時，終于達到拒絕其概念的一切價值的地步?！?《歐洲意識危機》，轉引自《西文文學概論》，葛雷、齊彥芬編，中國文化書院，1985)

《學衡》雖然推崇“中庸”、“平心中正”，但終究少年氣盛，一創(chuàng)刊就挾帶著極強的“片面掘進性”。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給胡適等人扣上四頂帽子：“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非創(chuàng)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同期胡先評胡適之《嘗試集》，也頗多偏激、攻訐之語?！秾W衡》第四期所載吳宓《論新文化運動》，也對新文化運動取否定的態(tài)度：“近年國內有所謂新文化運動者焉，其持論則務為詭激專圖破壞，然粗淺謬誤與古今圣賢之所教導，通學哲士之所述作，歷史之實跡，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與常識悉悖逆抵觸而不相合。”但是，把東南學派看作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并不正確。真正同新文化派處于兩極對抗的是梁漱溟先生，梁不僅反對“西化”，而且認為東西文化不可通融，在這一點上，梁比張之洞還要趨于極端。東南學派在對待中西文化問題上可算“中間偏右”，他們是主張中西會通的，這一點《學衡》宗旨標志得明明白白，吳宓后來還曾繪圖以形象說明他的文化架構是“會通”世界古典文化。東南學派白璧德之新人文主義，認為西方自文藝復興以降，由于培根的科學主義和盧梭的個人浪漫主義的泛濫導致今日西方之全部災難。這種思潮在西方被史華慈等人定義為“文化保守主義”。保守并不意味著落后。東南學派的貢獻，不在于他們發(fā)現(xiàn)了孔子的“新價值”，而在于較早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物化”的禍害，提醒國人警惕商品經(jīng)濟下精神墮落的嚴重危險。他們的弱點在于過分強調文化教育的決定作用，脫離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條件，以為靠他們精心締造的“文化理想國”可以拯救整個世界。

東南學派存在的時間很短。1925年吳宓轉道受聘至清華國學院擔任主任，《學衡》的編輯工作重點也自然轉到清華，清華學友或師長(如王國維等)在《學衡》上撰稿的也多了起來。再加上東南學派的骨干梅光迪、吳宓等人都是從清華赴美留學的，于是人們感到東南學派和清華國學院之間有某種傳承關系。這種看法并不錯，但從更根本的方面講，兩派又有很大的不同。

無論是新文化派還是東南學派，都具有極強烈的為沉疴之中國“開藥方”的意識。在這一點上，對立雙方的熱忱源于同一傳統(tǒng)，即顧亭林等人的“經(jīng)世”救國之風。而清華國學院成立伊始就議決不辦刊物，不想張揚自己的主張，有意淡化政治意識，讓學術更趨于學術本身。因而，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等新舊雜陳的學者可以兼容共處，學術空氣顯得和諧瀟灑，沒有那么強的火藥氣味。但清華學派不辦刊物并不意味著救國情結的消弭，在學術內涵的深處依然隱藏著內心的焦灼，并不時顯露出來。

張其昀在《學衡》上發(fā)表的《中國與中道》一文說：

“中國人可謂極富彈性，其處世接物寧中而不趨極，有節(jié)而不過度。不得謂之尚武，亦不得謂之文弱。不得謂之易治，亦不得謂之頑固，而諸多似不相容之理論及制度皆能巧于運用、調和焉以冶于一爐?！?《學衡》第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