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清華學派”的歷史，可否將其學術思想及風格概括如下：

第一、 對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文化，不取“兩極”對抗的思維模式，而取“綜合”模式，即通過解釋學的方法援“外”入“中”，以實現(xiàn)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

第二、 對歷史與現(xiàn)實，既強調準確把握歷史本質，又要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

第三、 微觀與宏觀，既強調微觀的謹嚴，又重視宏觀的開闊，“兼取京派、海派之長”；

第四、 在操作方法上重視西方的理性精神和邏輯方法，同時吸取傳統(tǒng)訓詁學之長，使論文具有克里斯瑪式的權威氣質。

誠如本文開篇所說，上述特點并非清華學派所獨有，而只是在清華具有相對的“集團性優(yōu)勢”。在1952年院系調整后，“清華學派”結束了它在清華園的歷史，但它依然活著，并且發(fā)展著。在這方面，錢鐘書的《管錐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里程碑。康、梁把對傳統(tǒng)的闡釋從“道德倫理”階段轉向“經世致用”階段，而錢則將它推上更具有審美意味的尋找“心靈之鄉(xiāng)”的階段。我們今天重新解釋傳統(tǒng)，理所當然地包括道德倫理和經世致用兩個階段的積極成果，但從更根本的意義上說，是為了給現(xiàn)代中國人乃至人類“尋找精神家園”。抓住這個核心，傳統(tǒng)才可能獲得新的生命。

從東南學派到清華學派本文原載《學術月刊》，1995年第11期。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對西學沖擊下晚清學人的心態(tài)有一段生動的描繪：

“學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未所睹也。環(huán)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于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欲破壁以撥此黑暗，不得不先對于舊政治而試奮斗。于是，以其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相結合，別樹一派，向于正統(tǒng)派公然舉叛旗矣?！?《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59頁)

這種對傳統(tǒng)文化的破壞欲是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心理動因。但正如錢鐘書《圍城》所喻——“漆室”之內與“漆室”之外的人感受和意欲截然不同：歐戰(zhàn)以后的西方學者認為西方文化情況比中國更糟，一位美國記者就曾懇切要求梁啟超把中國孔夫子介紹給歐洲以拯救“西土之沉淪”(參見梁啟超：《歐游心影錄》)。一批在哈佛大學攻讀多年的中國青年，由于在“室外”呆久了，不僅不像新文化運動的激進者那樣要“只手打倒孔家店”，反而從西方文化的視角發(fā)現(xiàn)孔夫子還有世界性價值。其中之一的吳宓后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