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這種清華文科共同的學術風格，是在馮來清華前就已初具雛形了的。1925年國學院成立伊始，就追求在兩個極端之間“允厥而執(zhí)中”，既注意吸收西方思想之精華以改造國學，又要保持嚴謹治學的科學學風(參見國學院主任吳宓在開學日上的講演，載《清華大學校史資料匯編》第一卷，清華大學出版社，374頁)。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特別講師李濟均為此作出斐然實績。1926年后，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社會學系相繼成立，大體上承襲國學院傳統(tǒng)，兼重中西，并講究科學、嚴謹?shù)闹螌W方術。這種學術風格與當時國內其他大學(如北京大學)迥然有別，卓然獨成一家。但截止到馮友蘭隨羅家倫來清華之前，這種學風并未得到有意張揚，集團性優(yōu)勢尚不顯著，作為一個學派只能說尚處幼年。

馮因是羅家倫的同學，來清華即擔任校秘書長，屬實權派。但馮加盟于“清華學派”是憑借他的力作《中國哲學史》。此書的寫作肇始于燕京而終稿于清華。作者在自序中寫道：“吾于寫此哲學史時，對于中國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見解。積之既久，乃知前人對于古代事物之傳統(tǒng)的說法，亦不能盡謂為完全錯誤。官僚查案報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之語。前人對于古代事物之傳統(tǒng)的說法，近人皆知其多為‘查無實據(jù)’者，然其同時亦多為‘事出有因’，則吾所須注意者也?！边@段話已包括所謂“信”、“疑”、“釋”，即盡信傳統(tǒng)者為“信古”，起而“辨?zhèn)巍敝赋觥安闊o實據(jù)”者為“疑古”，而馮則要究出“事出有因”之“因”，即所謂“釋古”。

該書的學術指導思想得到清華一些權威性教授的認同。當此書被列為《清華大學叢書》時，曾由陳寅恪、金岳霖兩位專家審查。陳在審查報告中寫道：“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述精確……今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tǒng)而多新解。”(《審查報告》，見馮著《中國哲學史·附錄》)

一語道出了馮書的特點。在馮之前，胡適曾有《中國哲學史大綱》，開“疑古”之新風，對中國哲學史的重建功不可沒，但缺點是科學性較差，陳、金在評價馮書的同時都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適的哲學史著作及“疑古”之風：“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jù)于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shù)美國人的成見?！?金岳霖：《審查報告》，見馮著《中國哲學史·附錄》)“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jù)，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嘆息者也。”(陳寅?。骸秾彶閳蟾妗罚虅沼^民二十三年九月初版)陳又說：“今欲求一中國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為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于是。”(陳寅?。骸秾彶閳蟾妗罚虅沼^民二十三年九月初版)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近代釋古學派的扛鼎之作。它的問世是在哲學史研究領域里，疑古派讓位于釋古派的標志。馮到清華執(zhí)教和該書列為《清華大學叢書》出版，無疑張揚了清華學派的聲威。馮1934年被任命為清華文學院院長，從學術上講，也同這部書有密切的關聯(lián)。

如前所述，馮的釋古思想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但明確提出“疑古、信古、釋古”的說法還是擔任清華文學院院長以后。

1934年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上，馮友蘭作了題為《中國現(xiàn)代哲學》的發(fā)言，發(fā)言中把50年來中國哲學的發(fā)展概括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主要哲學代表為康有為、譚嗣同；第二時期為1919年高漲的新文化運動時期，其正反兩方面的代表為胡適和梁漱溟；第三時期為1926年以來的新時期。這一新時期與第一、二時期的主要區(qū)別點為：“我們現(xiàn)在所關注的不是像第一、二兩個時期的知識分子那樣，用一種文化批評另一種文化，而是用一種文化來闡明另一種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這兩種文化。我們現(xiàn)在所注意的是東西文化的相互闡明，而不是他們的相互批評，應該看到這兩種文化都說明了人類發(fā)展的共同趨勢和人性的共同原則，所以東西文化不僅是相互聯(lián)系的，而且是相互統(tǒng)一的?！?《三松堂學術文集》，289頁)

上面的講演清楚地闡明了馮把自己的釋古思想看作是時代的合乎邏輯的發(fā)展結果。1935年馮的講演《近年史學界對于中國古史的看法》進一步明確提出釋古學派的主張。他指出，現(xiàn)代史學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或三個傾向，即“信古”、“疑古”和“釋古”。“釋古”“是與信古、疑古兩者迥不相同的，同時也是研究史學的態(tài)度進步到第三階段?！彼灾T子是否出于王官論為例，說明“信、疑、釋”是“正、反、合”的過程，“釋古”包含了前兩階段的合理因素，“比較有科學精神”，是古典文化研究的更高階段。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馮友蘭是雄心勃勃的。他是當時中國少數(shù)幾個出色地掌握了西方唯理主義和邏輯方法的學者之一。在《新理學》中他抉出程朱理學中“理、氣、道體及大全”等四個觀念予以重新解釋，通過嚴謹?shù)闹鸩酵评?，構造出一個純形式純邏輯的形而上體系，與前人熊十力、梁漱溟不同，他的形而上王國完全是靠理知來把握而摒棄感覺和經(jīng)驗。在馮以前的中國，沒有人靠理知和邏輯來建立形而上的精神世界，馮賦予了中國傳統(tǒng)以現(xiàn)代哲學的科學性格和理性精神。但正是由于這個“理世界”完全脫離了現(xiàn)實的物質世界，面對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常顯得蒼白無用。馮友蘭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理性解釋，其光彩處不在于他的結論本身而在于論證過程。作者對一些本來很模糊的概念予以科學的辨析，將零散的思想碎片整理成邏輯體系的能力使后人驚贊不已，這一點對中國現(xiàn)代釋古學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