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做不是想節(jié)省一趟路費，而是想得到一張 "邊防證"。在當時，邊防證還絕對神圣，如果沒有邊防證，我進不了深圳，而辦理邊防證必須要經(jīng)過單位保衛(wèi)處，要不是因為開會，保衛(wèi)處決不會給我行這個方便的。在設計院，保衛(wèi)處的人平常沒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個能顯示自己權力的機會，哪能輕易放過？所以，為了能順利地進入深圳，我策動了這次來深圳開會。

其實，說來深圳開會并不確切，確切地說是到東莞開會，因為謝廠長的南方新型建材廠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東莞。但是，會議結(jié)束后，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去深圳參觀"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我鼓動會議在東莞召開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對大多數(shù)與會者起了作用，如果當時只安排在東莞開會，而不安排到深圳參觀，就不會得到那么多人的一致響應了。

既然開完會之后要到深圳參觀，所以干脆就說是到深圳開會。這就是人們習慣的"往大說"。

"往大說"是人的天性。比如我的工作單位冶金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明明是在安徽省馬鞍山市，但是為了"往大說"，院里硬是多次向上打報告要求更名為"冶金部華東鋼鐵設計研究院"，因為一旦改成"華東"，就很容易讓人想起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而不會想到馬鞍山這樣的小地方。但是，往大說易，往大做難。事實上，直到目前，單位的名稱并沒有改變，況且，在我看來，即便名稱改變了也沒有多大實際意義。每次出差，照樣都是一大早出門，趕到南京買車票，然后晚上才能踏上真正旅途。說實話，如果我們設計院不是在馬鞍山，而真是在上海、南京、杭州這樣的大城市，我就不會一天到晚想著離開那里了。

其實也不是我一個人想離開那里。當時，我們那里流傳著一個順口溜，說"一等公民漂洋過海，二等公民深圳珠海，三等公民等待安排"。于是，在單位年輕人當中似乎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凡是有本事的不是出國就是去深圳，只有實在沒有本事的才留在原單位。年輕人當中哪個愿意承認自己是"實在沒有本事"的？而出國畢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去深圳就成為當時我們單位年輕人的一種時尚。凡是思想有些激進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有這個想法。

我還不是思想最激進的。最激進的早已經(jīng)來了。比如我的好朋友章一民。

章一民和我是中學同學。雖然不是一個班的，但我們都是學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成員，而且都在樂隊，關系不錯。鬧地震那年，章一民家沒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個月。后來由于上山下鄉(xiāng)我們各奔東西，恢復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學一方。誰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個設計院，關系自然又進了一層。

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進行的，好像院里沒幾個人知道。我偷偷地幫他搞到機票，又用自行車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電影《地道戰(zhàn)》里鬼子偷偷進村，又像電影《戴手銬的旅客》中送戰(zhàn)友。臨別時，章一民說：我在深圳等你。

我不知道章一民是不是自修過心理學，但這句話說得很到位，確實是我當時最最想聽的話。

那時候我也想過漂洋過海去當一等公民，于是在英語上狠下了點功夫。我發(fā)現(xiàn)學英語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了解英美文化的過程。當時《美國之音》向中國學習英語的年輕人灌輸?shù)囊粋€思想就是"美國是個大熔爐"。美國是不是一個大熔爐我不知道，但深圳肯定是個小熔爐，因為她首先就將章一民給熔了。我找到"在深圳等你"的章一民，他冷淡得讓我懷疑自己掉進了冰窟。竟然連頓飯都沒請我吃！當我提出要章一民為我先安排個住處時，把他嚇傻了，嚇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還算是做事情比較心細的人，當初決定來深圳的時候，就沒有打算在章一民這一棵樹上吊死，我還留有退路。這個"退路"就是周正平。

我并不認識周正平。不過，我的同事鄭工認識。鄭工是我們院相對年輕的老同志，比我早十年進的設計院，但我們之間這十年是個斷層，所以，我們相距并不遙遠。鄭工脾氣不太好，并且他認為脾氣不好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所以經(jīng)常以耿直而自我欣賞，但自我欣賞多了，別人就不怎么欣賞，如此一來，鄭工在院里總體上說就表現(xiàn)為不得志。他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是：再過兩年我就不干了，去深圳，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深圳當大老板。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至少我就很有心，因為那時候我高度關注著有關深圳這邊的一切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