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上澆油

時年47歲的王人文是云南大理人，光緒十三年（1887年）中了進士，之后便在貴州、廣東、陜西等地輾轉(zhuǎn)為官，歷任貴州湄潭、貴筑、開泰縣知事，廣西南寧平樂府、奉城錦州府知府，廣西桂平梧道，廣東按察使、提學使，陜西布政使。王人文與前任四川總督趙爾巽交好，趙爾巽在1907年入川時，將王人文從陜西平調(diào)到四川，擔任布政使（藩司）。四川與別處不同，在別的省份一般為第三把手的藩司，在四川就是第二把手。趙爾巽在這年（1911年）年初奉命調(diào)任東三省總督，照例要向中央政府推薦自己的繼任者。所有的人（包括王人文）都以為趙爾巽會推舉王人文，卻沒料到趙爾巽“舉賢不避親”，密折里保的是自己的胞弟、時任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wù)欽差大臣的趙爾豐，而王人文只是接任趙爾豐騰出來的川滇邊務(wù)欽差大臣。雖然從官場級別上說，川滇邊務(wù)欽差大臣略高于一省的藩司，但那是苦缺，要處理最為棘手的云貴川藏交界處民族事務(wù)及邊疆事務(wù)，又在高原苦寒之地。

趙爾豐在那位置上已經(jīng)干了近三年，而且比王人文足足年長18歲，細思下來，由他接任總督，的確比王人文更有資格，也更符合“爵以賞功，職以任能”乃至排資格的組織人事原則。王人文情緒其實很大，他發(fā)牢騷說“垂老投荒”，“以素昧邊事者辦理邊事，豈有不鑿枘乎”。據(jù)說，在酒酣耳熱之后，他甚至還抱怨朝廷：“喪服初滿（指為慈禧和光緒服喪），即以巨款制戲具，以官職為市場，國事不綱，于斯極矣！”由自己的官場不如意，進而對整個組織、整個體制產(chǎn)生不滿，在鐵路國有、涉及眾多利益調(diào)整的關(guān)鍵時刻，主持工作的王人文不僅不在狀態(tài)之中，而且試圖“挾路自重”——保路運動的領(lǐng)導(dǎo)人之一彭芬就認為王人文因?qū)η巴窘^望“故不制止同志會之發(fā)展”。

王人文在保路同志會成立的當天，不僅接見了同志會的人，而且還“火上澆油”（郭沫若語）。在他隨后發(fā)給中央政府的電文中，端的是為保路同志會的聲勢添油加醋：“會時，人人號動，人人決死，組織保路同志會，拼一死以求破約保路，四座痛號，哭聲干霄”，“惟哀痛迫切之狀，實異尋?！?。 保路同志會成立兩天之后（6月19日），王人文的舉動再度震驚了中央政府——他彈劾盛宣懷“欺君誤國”，要求推翻與四國銀行簽訂的借款合同。在這份彈劾折中，王人文詳細分析了盛宣懷簽訂的借款協(xié)議，認為每一條都暗藏著“帝國主義的陰謀”，國權(quán)、路權(quán)喪失殆盡，指責盛宣懷“欺我皇上之在沖齡，欺我監(jiān)國攝政王之初為國際條約，故敢悍然肆其貪瀆，置國家一切利益于不顧”。

王人文說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經(jīng)簽字，國際關(guān)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慮到四川民意的反彈如此激烈，只好冒昧上奏。他在這份奏折中再度描寫了同志會成立當天的“盛況”，特別指出“巡警道派員彈壓，巡兵聽者亦相顧揮淚”。他認為，兩相比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強為抑制，內(nèi)亂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輕重利害之比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過索我賠償損失，比之損失國權(quán)、路權(quán)，既有輕重之分，比之激成內(nèi)亂，不幸而見非常意外之變，其賠償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