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1995年開始主編《萌芽》雜志，由此接觸到中學生作文，對那些應試作文的八股腔深惡痛絕。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領(lǐng)導和教授們的支持下，在許多作家朋友的支持和幫助下，創(chuàng)辦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倡導說真話，表達真性情，抵制教條和模式。從“新概念作文大賽”中走出了韓寒等一批青年作家，出現(xiàn)了一大批學生非常喜歡的好文章，開始了青春文學的寫作熱潮，也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中學的作文教育改革。

但是，中小學應試教育的問題沒有解決，八股文式的作文，依然源源不斷。我除《萌芽》外，還主編著一本旨在教小學生閱讀和寫作的雜志《略知一二》，就是因為在小學生作文中，問題似乎更加嚴重。

現(xiàn)在小學生作文中最大的問題，是對小學生作文提出的所謂“主題明確”的要求。寫議論文和一些應用文，固然要有主題，主題應該明確，但并非每種文體都要有明確的主題。寫一件事情，能把這件事情表述清楚；寫一個人物，能把這個人物敘述生動；表達情感，能夠把情緒表達充分。寫這些，都不是講道理，也就是說可以沒有主題。前面我舉例的那篇民國小學生作文，就很好地體現(xiàn)了這些。沒有主題，卻依然是好文章，好文字，因為它抒發(fā)了人的靈性。

我們現(xiàn)在選入語文課本的范文中，大量是文學作品。文學創(chuàng)作必須要有明確的主題嗎？曾經(jīng)有過一個階段，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為政治服務的文章，才要有明確的主題。說老實話，為了說明一個明確主題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充其量是二三流的作品。一百個人讀《紅樓夢》可以讀出一百種意思來，這才是偉大的《紅樓夢》！我們現(xiàn)在的中小學語文教育，把論說文、應用文和散文、隨筆、詩歌、小說煮在一口鍋里，都要提煉出一個“主題”來；再轉(zhuǎn)而對學生的作文提出“主題”的要求；更要命的是“主題”還要“正確”，否則就要扣分。其實，即便是講道理的文章，主題正確與否，也不是輕易就能判斷的，所以才要百家爭鳴。只有在政治層面和某些道德層面，才比較能說清楚道理的對錯。于是，為了說一個“正確的主題”，許多學生只好說一些毫無意思的人人都知道的大道理，甚至說言不由衷的假話，說大人說的話，說國家領(lǐng)導人才說的話。這樣的文章，會是好文章嗎？這樣的作文教育，不僅僅出不了好文章，還讓學生誤以為寫文章是可以說假話的。韓寒說他第一次說謊是在寫作文的時候，不是玩笑話。

我猜想，中小學語文教育對“主題”的要求，是來源于過去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要求文藝成為政治的工具。1984年在全國四次作代會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同志已經(jīng)代表中央，對不符合文藝規(guī)律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要求作了新的闡述；文學界也早就從“主題先行”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了。但中小學的語文教育似乎還在沿著“主題先行”的老路教育著千千萬萬青少年。

民國時期的這些小學生作文，當然還談不上是很好的文學作品，畢竟它們出自剛開始練習寫作的小學生之手。但是，因為沒有所謂“主題正確”的要求，多數(shù)文章言之有物、情感真實，比我們現(xiàn)在的有些小學生作文，顯得純凈純真，像是孩子寫的文章。讓孩子誠實地表達，比讓他們巧妙地表達，其價值當然是難以相提并論的。

在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民國時期的學者、編輯們，為小學生編纂了許多優(yōu)秀的教材和課外閱讀書籍，那種強烈的教育責任感、勤奮不倦的工作態(tài)度，讓人既感懷欽佩，又自愧不如。廣西人民出版社能夠獨具慧眼，從歷史長河中破浪淘金，出版這套《民國小學生作文》，再現(xiàn)白話文初起時兒童寫作的風貌，同時可看做當時初級教育的成果，意義可謂深遠。我希望出版這套書，有助于改變當前小學語文教育的某些觀念，讓學生真正學會寫文章。

趙長天：《萌芽》雜志主編，上海市作協(xié)副主席，“新概念作文大賽”策劃者，從1999年開始挖掘出韓寒、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