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品質的判斷，嚴格地講，我們不太可能要求一個與公司命運沒有緊密利害關系的代理人，自覺地履行委托人的義務，即使個別人經得起這種委托，也幾乎沒有可能指望整個管理團隊都具備這個素質。我們看到，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委托人是全體人民，而且有一些相容的意識形態(tài)(如雷鋒精神、無私奉獻)的指導，期望管理層自覺維護委托人的權益的想法，仍然非常幼稚。這種期望缺乏現實依據，必須以理性人的出發(fā)點建立合理的激勵約束體系，在此基礎上，判斷管理層是否能為股東利益奮斗。國內企業(yè)基本上都沒有建成這樣的“基礎設施”，因此，也談不上對管理層在這個問題上的考察。

面對這樣的局面，不知巴菲特有什么替代的次優(yōu)解決辦法。筆者認為，這將從根本上影響他作出長期持有的決策，因為，你不能預料到，明年或者下個月的管理層會有什么不同的行為偏好。也許，更實際的做法，是隨時盯住管理層，對他們的一舉一動進行監(jiān)控和分析，以防止自己的權益受到損失。

巴菲特是不愿意也不屑于這樣做的。對于這樣一個根本無法建立信任的管理層，他也許會躲開，以保持自己的令名不受損失吧。

巴菲特在選擇投資對象時，還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自己能夠理解的行業(yè)和公司，在中國，他一定能找到自己熟悉的領域的，但面對無法預測其行為模式的管理層，要準確把握一個公司，恐怕還是很難。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只能得到一個結論，在目前的中國(假設以上基礎設施不能在短期得到解決)，模仿巴菲特的投資哲學，3個支柱中，我們還缺少兩個。這就是巴菲特式價值投資在中國本土化，所面臨的困難之一。我們不得不依賴超級明星式的企業(yè)領袖和他的班子，而且，他的利益與公司有緊密相關的聯系，甚至他的家庭和健康問題都將左右我們的判斷。在這個意義上講，也許明星經理人或家族持有股權比例大的家族或類家族企業(yè)更具有吸引力。

在中國股市里，巴菲特的長期持有和集中投資原則，因為無法判斷管理層的可信任度而失去了存在的依據。投資者必須時刻睜大眼睛以防范突然發(fā)生的不測事件，而多元化的投資，明顯可以增加投資者用腳投票的自由度，對于抑制管理層的私心和腐敗行為有一定作用，也降低了投資受損的風險和程度。

在當下的中國，作為投資者，不得不先將巴菲特的“集中投資、長期持有”放在一邊，至于應該如何分散投資風險和把握持有的時間，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