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天以后，周惠年發(fā)現(xiàn)夏娘娘晚上睡得更遲了。本來夏娘娘就有個習慣，只要住機關的同志有一個還沒有回來，她就會一面為同志們縫縫補補，一面為未歸的同志等門。而這些天，夏娘娘卻常常戴上老花鏡，在燈光下閱讀吟誦詩詞。看到這種情景，周惠年心中不免屢屢生出對這位“革命母親”的由衷欽敬。

當時周惠年和夏娘娘住守的這個機關的負責人是趙容（即康生），他每天都回來得比較晚，有時也不一定回機關住宿。除了住守機關外，周惠年有時要完成由康生布置的機要交通任務。

康生有個習慣，晚上回來再晚，也要把上海的晚報和外埠的報紙瀏覽一遍。當他看罷這些報紙后，夏娘娘就把報紙上她認為有用的文章剪下來，貼在一個小本子上。她主要剪貼的是一些有教育意義的小故事、中醫(yī)藥方和偏方。小故事是為了等周惠年的孩子再大一點時講給她聽的；藥方和偏方，是為機關的同志醫(yī)治小毛小病的?？瞪吹竭@個小本子后，曾在與夏娘娘閑聊時說：等革命成功后，建議夏娘娘到圖書館或中醫(yī)研究會工作。

自譚忠余赴蘇聯(lián)后，周惠年就與他失去了聯(lián)系，在那種危險四伏的年代，一斷了聯(lián)系就可能永遠再也聯(lián)系不上了。果然，一年以后，譚忠余從蘇聯(lián)返回時，因為他帶了一部電臺，怕被國民黨截獲，就沒有乘火車而是徒步偷越國境線，在與國民黨邊防部隊遭遇的槍戰(zhàn)中壯烈犧牲了。

由于一年多沒有譚忠余的消息，有人就介紹周惠年和她曾經相識的李得釗結為夫妻。此時，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剛剛撤往江西中央蘇區(qū)，新組建了中共上海中央執(zhí)行局，李竹聲為書記，李得釗任秘書長。

李得釗是浙江永嘉人，1924年入團，第二年春轉為中共黨員。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7年初，他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委派，擔任翻譯，隨同第三國際代表回國。一年后，他到上海，先是從事宣傳工作，后調到周恩來負責的中央軍委。

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軍委改為軍事部，周恩來任部長，李為軍事部秘書。當時各根據地的交通或情報人員來上海匯報軍事斗爭情況，有些是李得釗首先接待，聽取匯報，再向周恩來轉述；李有釗還協(xié)助周恩來處理軍事方面的問題，提出參考意見，深得周恩來器重。

四年前，周惠年到吳德峰領導的交通局后，便和李得釗打過交道。他們結婚后，一度一起住在法租界內法國公園附近。臨時中央撤離后，上海的環(huán)境更明顯地趨于惡化，每天李得釗離家前往在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機關，很難說晚上是否還能再回到家里。所以，他們從剛住在一起，就相互約定了敲門的暗號、被捕后的假供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