詬病者則認為，葉淇變法是一種與民爭利的行為，它雖然在短時期內(nèi)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但到正德元年（1506年）時，屯田納糧也開始折銀，山陜富民都遷往淮浙，使商屯完全退出了邊糧供應體系，邊防糧食生產(chǎn)量下降，導致銀賤米貴。其結(jié)果是，政府因葉淇變法增加的財政收入，仍遠遠不能滿足后來因糧價上漲形成的虧空，結(jié)果糧食不能就邊而仍要從其他地方轉(zhuǎn)運，邊糧運輸問題又回到了開中制實行之初的情形。

延綏、甘肅、寧夏、宣府、大同五鎮(zhèn)原來餉額中屯糧154萬石，民運糧114萬石。到嘉靖（1521~1566）初年屯糧已下降到57萬石，下降53%，民運糧上升到207萬石，增長近一倍。

當朝及后世對葉淇變法以負面評價居多，“自葉淇變法，邊儲多缺”，“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yè)，菠粟翔貴，邊儲日虛矣”，“諸淮商悉撤業(yè)歸，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邊地為墟，米石值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

葉淇變法的弊病，讓為數(shù)不少的歷史記載遷怒于葉淇和身居首輔大臣之位的徐溥徇私鄉(xiāng)情、偏袒同鄉(xiāng)。被引用較多的文獻是《續(xù)文獻通考》，其在《鹽鐵》一節(jié)中這樣記載了葉淇變法的來源：“鹽商皆其視識，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咳恢??！比~淇又將商人的這一建議請示了首輔大臣徐溥，因溥與淇“交最厚”，故亦同意?！颁克煺埮_商納銀公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張海鵬認為，雖然該書未能明確指出建議葉淇變鹽法的是何地商人，但可以肯定，那是徽商無疑。因為在兩淮經(jīng)營鹽業(yè)的主要是山陜商人和徽商。原來的開中納糧政策于山陜商人方便，于徽商不便。山陜商人在邊儲納糧，地近而費力少，只有徽商才有“遠涉之勞”。納銀于兩淮之后，徽商地近兩淮，才能“得易辦之利”。

《明史考證》中記載：部臣葉淇，見賈人輸薄而獲利厚，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于是商各歸散。淇淮人，鹽商多淇婚媾，故為奏改輸銀運司，司以解部，部以餉邊，以為年例云。

關于徽商參與變更鹽法的事情也多有記載：嘉靖年間，徽商黃崇德是一位通經(jīng)研史的商人，他先“商于齊東”，后轉(zhuǎn)徙兩淮經(jīng)營鹽業(yè)。他博覽古今，從《春秋》、《管子》之書到東漢鹽鐵之論，從唐宋食貨之志到明朝的《大明會典》均有涉獵。因為熟諳歷代鹽法，所以黃崇德才能參與鹽法的修訂，鹽運司才愿意采納他的意見，而山陜商人好夸夸其談（“唾奇畫策”），言法不及徽商。

與黃崇德同時代的鹽商程正奎，也在兩淮經(jīng)營鹽業(yè)。他不僅參與鹽法的改革，而且還能從理論上講述其獨到的見解。以往的鹽法對灶戶逃亡、鹽課大減這種情況沒有兼顧，他就提出通融變法，但因與成法不合，有人以高皇帝法膽敢變理為由稱“祖宗之法”不可變。

程正奎應對說：“高皇帝法迄今數(shù)十百年，法窮矣。窮則變，變則通，庶可為長久計。故變則法在，不變則法亡?！苯Y(jié)果，“有司以便宜請，詔從之”，他變更成法的建議，既有利于國家，也有利于灶戶，所以得到了皇帝的認可。

有中國近代清史學科杰出奠基人之稱的孟森（1869~1937），也在他的《明開國以后之制度》中直言不諱：“當時近淮之豪民，慫恿變法，不任餉邊之勞，而欲占行鹽之利，以增課之說動葉淇，淇以鄉(xiāng)情而中其說?！?/p>

在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范金民看來，徽州鹽商之所以能夠稱雄淮揚，基本原因并不能歸之于實行并不久長的弘治葉淇變法，也很難歸之于之后突然實行的綱鹽法，很可能應該歸之于明朝中后期兩淮鹽業(yè)的運作實態(tài)和徽商的所作所為。由邊商到內(nèi)商，到內(nèi)商之有力者，到囤戶，到綱商，徽商是在鹽商的不斷分化過程中占了先機而逐漸稱雄的。

暫且不說徽商雄起是不是因為鹽商分化所致，從明皇帝、葉淇、徐溥與徽商之間的微妙關系來看，要完全撇清徽商興起與鄉(xiāng)情執(zhí)掌下的鹽業(yè)新政之間的關系，并不現(xiàn)實，但如果一味拿葉淇變法與開中制相比，無視折色制實施前開中制業(yè)已存在的問題，無視發(fā)生在明朝的順應世界潮流的，從西部、沿海再到北部邊區(qū)的白銀貨幣化現(xiàn)實，任何對葉淇變法的評價都失之偏頗。

徽商第一次成批來到兩淮就是在弘治到萬歷年間。最早到達兩淮業(yè)鹽的徽商是歙縣人，大約在朱元璋、朱棣年間。朱元璋入皖缺餉時，歙人江元就一次助餉銀10萬兩。

在徽商中，鹽商主要來自歙縣。從朱元璋時代到成化年間，徽商子弟的登科比例中，出自歙縣商人家庭的就高達90%以上。其他徽商如典當商主要來自休寧，祁門商人以茶商為主，婺源商人以從事茶葉和木材生意而著稱。